迈克尔·斯坦哈特，被尊为“全球避险基金教父”、“世界级短线杀手”，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他更善于买空，卖空，一向以聚断激进的投资风格著称，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短线大师。本身即为犹太人的他，还以慈善活动闻名于世。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他与查尔斯·布隆夫曼共同创立的“以色列生存权（Birthright Israel）”项目，此项目旨在给每一个海外犹太青年提供免费游历以色列的机会。

　　在20世纪的华尔街正史中，应该毋庸置疑地为迈克尔·斯坦哈特留出几页。作为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斯坦哈特以30％的年均收益率而出类拔萃——这是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市场标杆的。在他长达30 年的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中，他为他的投资人和他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如果在他的旗舰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人基金（Steinhardt Partners LP ）成立时的1967年投入1万美元的话，那么到1995年他从基金管理工作巾抽身出来时，它的价值就已经是481万美元了。
　　《我不是多头》记录了帮助对冲甚金经理人迈克尔·斯坦哈特取得历史性成功的投资策略，包括他作为行业分析师和完美的选股专家使用的一些技巧。他还介绍了他知晓何时应该逆大势而为的超人才能是如何给他带来最大的几次成功的，然而这种才能并不是总能得到他以前的高级客户的欣赏。他详细描述了几场令人兴奋的漂亮仗——包括他1981年满仓债券的历史性决策，以及他为数不多但刻骨铭心的失败，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对全球宏观交易（Macro-trading）的灾难性突袭。
　　同时，《我不是多头》还是一个来自本森赫斯特（Bensonhurst）的孩子的白手起家的故事，讲述了他从布鲁克林（Brooklyn）的街头走向华尔街的历程。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斯坦哈特讲述了塑造他的人生态度并引领他走向成功的早年生活，还有他跟股票投资结缘的过程。进而，他记述了他的彻悟：在获取财富之上，人生应该有更大的目标。于是他决定退休，把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我们还会了解到他将近十年作为民主党领导人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主席的经历，以及他对建没犹太社区的刨新思路和宏伟计划。
　　作为华尔街天才和世界级慈善家的真实动人故事，《我不是多头》是一部令专业金融人士和人类本性学学生难忘的著作。

　　“迈克尔?斯坦哈特非常成功地驾驭了牛市与熊市，为自己和他的投资人赚了大钱。1995年关闭基金后，他的成功在慈善事业中得到了继续。迈克尔?斯坦哈特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干劲十足、不计付出。《我不是多头》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著作，通过这本书，你可以走近这个人，了解他的成功之路，探寻他的成功动力。”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董事长，索罗斯基金会群（The Soros Foundation Network）董事长
　　“过去四十年，美国经济经历了起起落落，迈克尔?斯坦哈特把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写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历史。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无尽的乐趣和完全的率真，让人感觉温暖、感动，同时受到启发和激励。如果你对金融市场感兴趣，想了解大师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观点、策略和灵魂深处的人生哲学，那么《我不是多头》就是一本很重要的参考书。”
　　——劳伦斯?蒂许（Laurence A. Tish），罗兹公司（Loews Corporation）联合主席
　　“迈克尔?斯坦哈特把他在华尔街上从各方面来讲都算丰富的经历写成了一部欢快的书，包括不安……和只有斯坦哈特才知道的先圣先贤的世界。我以前只知道他是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人，不知道他还能写作，而且写作水平比金融操作水平还要高！”
　　——詹姆斯?克莱默（James J. Cramer），TheStreet.com和CNBC的市场评论员

　　第一章　来自联邦调查局的电话
　　在刚步入不惑之年后的一段时间，我总会莫名其妙地在秋季伤感。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季节对我来讲是一年的开始和结束。新的学年从此开始，犹太新年紧接着到来，给人以希望和从头再来的感觉。但在美国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更改基金经理人守则并要求财政年度与自然年度保持一致以前，我公司的财年在9月结束。我生命中最关注的事情一直是作为一名基金经理人的业绩，这种关注在交易年度行将结束的时候变得越发紧张起来。我在财政年度在9月30日这天结束的时候，有一种终了和闭幕的感觉——表演结束了。再好的剧目都有发生、发展和结局。我的结局是9月30日。
　　幸运的是，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享受着成功，所以9月30日通常是个好日子。这一天充满了祝贺、兴奋和愉悦。我的投资人、合伙人还有员工都很快乐。我们通常会有优秀的业绩——有些年份创造了华尔街最好的业绩——每个人总能挣到很多钱。
　　但到了10月份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不确定、不安以及对良好业绩的忧虑。在每一个新财年开始的时候，我都必须从头再来。我和其他基金经理人过去的表现很快成为“悠久的历史”，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问题：“今年你为我挣了多少？”或者：“这个月、这个星期你为我挣了多少？”每年的10月，我都要为重新开始表演而感到焦虑和沮丧。
　　作为一个传统，新旧财年交替时可以有一段不长的度假时间。1981年的秋季也不例外。
　　结束了对以色列短暂的访问以后，我和妻子朱迪飞到了南部法国，准备下榻我最喜欢的海滨美景酒店（La Reservede Beaulieu）。我喜欢这里的烹饪。因为对我来讲，吃是生命中的绝对享受。到达蔚蓝海岸之前，我就已经在怀念吃过的美味佳肴了：有着美妙蒜香的普罗旺斯大虾，精致的鹅肝，或者是茴香鲈鱼，这道菜好像是鱼飞在天国一般。这个地方因为有着美丽的风景（还有女人的服装以及由此带来的女人的珍贵）而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人，但最令我兴奋的还是菜单。我经常会忘掉生活中一些重要的细节，然而提到菜单，我的回忆机器功能强大。
　　到达波琉索梅尔时已经接近傍晚了——这是很令人愉快的时间，因为很快就可以用晚餐了。飞行让我们感觉疲惫，所以我们决定在开始厨房“奇遇”以前先休息一下。我们刚刚躺下，正准备享受温和的秋日下午时，电话响了。宾馆的接线员告诉我，我的助理瑟曼萨从纽约打来了电话。
　　当我拿起话筒，姗（这是我对她的称呼）告诉我她刚刚接到一个来自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她把那电话号码告诉了我。那个调查员我尽快给他回电话；而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上去事关紧急，我让她把电话交给了我的一位资深合伙人约翰·来温。连一声招呼都没打，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你！债券大涨。我们今年已经有了60％的收益。”而这个财年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债券市场上涨了，但上涨的幅度和对我们组合的影响还是让我吃惊。站在床边，我感到无比的满足。我做对了，而且是在对我来讲全新的投资领域——债券市场。从13岁开始，我就痴迷于股票了。从业余投资人到职业投资人，从分析师到交易人再到首席投资组合经理，我的专长一直是股票市场，而我的职业生涯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股票。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投资环境却为债券投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比其他任何金融产品都好的机会，包括股票。
　　19世纪80年代初期，盘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它带来的调控要求拖累着美国经济。联邦政府出现巨额财政赤字——足以消耗这个国家2.5％的经济产出。长期国债利率从l980年的l0％涨到1981年9月的l6％。短期利率则涨到了17％。美联储主席鲍尔·弗尔克（Paul.Volker）试图通过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收效甚微。
　　同一时期，被人昵称为“厄运博士”的索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首席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Kaufman）强调了他对固定收益证券（fixed—income）的担忧，他预测了可怕的历史性高利率和飞奔的通货膨胀率。华尔街的其他经济学家同样看空债券——一种被他们称为“征用凭单”的东西——而且认为通货膨胀率将会保持周期性上升和长期上升。油价已经在高位，而且人们预测它还会继续上涨。
　　我不这么看。
　　所以，在刚过去的这个春天，面对着飞速上涨的利率，我对债券市场进行了突然袭击。我认为经济会以超过人们预期的速度下滑，进而导致利率的良性下降。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开始买人债券。我不是简单的买入，而是利用财务杠杆买入，或者说我借钱买人，这样就增加了风险。我可以大量举债是因为美联储对购买政府债券的贷款没有准备金要求，不像股票那样，因此我能借到的数额完全取决于经纪公司或者银行愿意贷给我多少。通常情况下，购买债券能得到票面价值的95％到99％。我看到了一个通过大量举债获取可观收益的机会，尽管要使用我从没有用过的杠杆额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通过两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7500万美元资产——一家是旗舰基金斯坦哈特合伙人公司，另一家是海外的斯坦哈特合伙人国际公司。根据我的直觉，我们投入5000万美元现金，又借贷了2亿美元买入了2.5亿美元的10年中期国债。作为债券市场里的新手，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在进行一场豪赌。但是，凭借我在投资领域的辉煌历史，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终于，我的债券头寸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我向投资人公布月度持仓报告时，数额最大的长期头寸竟然是美国国债。我依然保持自信，即使是在市场走向对我不利的时候。但我天真地低估了我的投资人的反应。
　　事情很快变得明朗：我的豪赌让我的投资人感到不安，主要是因为截至当时，我在华尔街的主要经历是在股票市场。“你懂债券吗？”投资人问道。
　　“我把钱给你是让你投资股票的，不是买国债。”这样的抱怨声不绝于耳。
　　有一些客户已经开始寄来赎回通知了，要求在最近的可能时间内退还他们的投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就是一个代表。收到我买入国债的月报以后，他们要求我去见他们的投资委员会。这个机构由麦肯锡的高管组成，每一位都能言善辩，这反映了他们在说服其他商业领袖时的成功。
　　当我解释国债的吸引力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围攻。“你是一个股票投资人，”这个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们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委托你管理股票。你不能够买国债。”会后他们立即赎回了投资。
　　一位加拿大的客户更为偏激，他威胁说要为我买国债的事起诉我。“你知道什么叫国债吗？”有一天在给我的电话中他劈头就问。“你是一个股票投资人。你应该专注于股票市场。你收取了那么多的费用，就应该做你分内的事。”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在债券市场确实没有经验，甚至不懂它的机制和语言，而我又偏偏在多数人认为利率要上升，债券要贬值的时候跟大家背道而驰。这是一个我不太自信的新领域，寻找转机的压力，再加上投资人的不满，让我经历了一场精神炼狱。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这位加拿大投资人是正确的。
　　我在股市的成功历史能够在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得到延续吗？那是我的投资人反复问到的问题。我一开始就建立了数额巨大的债券头寸，更糟糕的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当市场朝着对我不利的方向发展时，我又不断加仓。确实有一段时间很难熬。基金账面上一度亏损l000万美元。
　　尽管我在金融市场里有着辉煌的过去，尽管我的性格让我永不低头，我的1981年的春天还是在混乱中度过的。我的金融命运起起落落（起时少落时多），然而我一直在买人债券。债券数额已经数倍于我的资产了，成了我的投资组合中的主导力量。如果月份不好，投资人会立刻跑来纠缠债券问题。我不厌其烦地讲解着建立这个大头寸的原理，但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使用财务杠杆和预测利率转折时间点的机理对我来讲都是全新的，这让我度过了好多不眠之夜。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我都焦急地等待美联储宣布货币供应数字，特别是M1和M2像我这样的债券多头都希望货币供应不再增长。这将意味着经济增长变缓甚至可能走向衰退。对债券持有人来讲这是好消息。我利用公司内的资料和金融圈里的资料来寻找经济变化的蛛丝马迹。我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纽约出租车指数，反映打着“空车”灯的出租车比例，我希望更多的车亮起“空车”灯，来反映需求的减少。
　　债券对我们1981年9月30日结束的财年的收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有着10％的收益，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期下降了3.5％。但逐日、逐周和逐月的波动却相当大。财年结束时我长出了一口气。我迫不及待地要带上朱迪出去休几天假。
　　在那天下午的电话里，当约翰·来温告诉我债券市场上扬，我们有了60％的收益的时候，我的满足之情溢于言表。一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个大转折。现在它终于到来了，而且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利率开始下降，债券的价格上涨，我们的业绩开始飙升。这是我金融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把钱放在了直觉指引的地方，并取得了成功。我一年的任务已经完成，尽管10月份还没有结束。我们总共投入了2.5亿美元，5000万是自己的，2亿是借来的，现在的利润是4000万美元。到这个财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97％的收益，但此时此刻是我最满意的时候，因为现在我得到了印证，我是正确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投资工具，尽管一路上丢掉了不少重要的客户，我感到了与多数人的意见对赌的快乐，同时得到了滔滔江水般的回报。
　　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令我兴高采烈，但我还没有忘掉姗提到的联邦调查员。这个鲍勃·史密斯是哪位仁兄呢？又为何事给我打电话呢？我拨打了她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接通了史密斯调查员。他告诉我纽约市纳诺特地区（Nanuet）发生了一起武装抢劫案，几名警卫被打死。黑色合伙人组织（BlackPartners）对这一事件负责。联邦调查人员在搜捕罪犯的过程中袭击了位于新泽西纽沃克的一栋公寓。除了大量的武器之外，调查人员还在那里发现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文件，其中包括黑色合伙人将要暗杀的名单。史密斯调查员告诉我，我的名字也在其中。
　　“我们并不想惊吓你，斯坦哈特先生，”史密斯调查员说，“但我们有义务通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他们有可能成为这个组织的目标。”
　　“名单上还有什么人？”我问道。
　　“上面都是像你这样的资本家，”调查员告诉我。因为黑色合伙人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正流派的组织，其成员有着赞成通过暴力实现目标的传统，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攻击名单。
　　“你和联邦调查局都不必采取任何措施，”史密斯说，“你只要知道就行了。”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我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朱迪以后，她立刻想要回家去陪孩子们。我费了好大气力才说服她孩子们不可能有危险。如果会有人受到伤害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这种几率也是非常之小的。经过了一番惴惴不安的谈话以后，我们决定结束休假。
　　黑色合伙人组织的暗杀名单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在史密斯调查员跟我通话后不久，这个组织的很多成员被逮捕，可能粉碎了他们带来的威胁。但那两条几乎同时得到的消息印在了我心里——一条来自约翰·来温，我在债券上的赌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另一条来自联邦调查局，我的知名度让我上了暗杀名单。
　　这两个电话的同时到来在我看来并非机缘巧合。第一个电话证实了我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人生价值。我为金融市场而生，现在我的投资技能已经延伸到股票之外。第二个电话让我意识到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无论我现在或者将来有多么成功，这种成功都不会持久，我也不会逃脱生命中的意外。事实上，我的好运气本身就会产生问题。
　　这是一个享受职业价值实现的时刻——但跟往常一样，我不会允许自己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持续保持最优秀业绩的压力让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即便是实现了目标，就像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大多数情况，我的喜悦通常也是短暂而收敛的。争取成功的过程比胜利的果实更能让我感到幸福。这种投入，或者叫痴迷，同时存在于结果和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断朝着新的目标前进，而不会留连过去的成绩。我一直在想，将来会有什么事情会比金融市场上的成功更让人满足。
　　最近几年，我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这并不是说我放弃了对金融市场的痴迷。我仍在品味着冒险和成功赌博的回报，但我现在意识到，这些兴趣影响了我获取精神上的回报，至少在我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是这样。我不像有些富人那样，提到“挑战”顶多只会想到高尔夫打出高分。我找到了一个令自己信服的崇高的追求。
　　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能够提供宗教般深意的目标。我不相信上帝，“绝对”（Absolute）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让我们的下一代犹太人经历一次复兴的想法占据了金融市场以前在我头脑中位置。我的目的并不是“回馈”，尽管这个词很冠冕堂皇。我已经说服了自己，即便是我一个人，也可以在世界上伟大民族之一前途叵测的时候，为这个前途贡献一份积极的力量。对我来讲，这个目标意义重大。
　　本书中的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我实现了美国梦——至少不是它的财富版。很多人做到了，而且有些人比我还成功。如果有价值的话，我想应该是在我中年的时候，找到了一件比让富者更富、更有意义的人生追求，尽管这听上去有一点点虚假。我在金融市场中的成就有着无边的价值，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我能够把过去对个人积蓄和金融市场的爱献给我信奉的慈善原则。
　　从绝大多数的角度去看，我都与常人无异。我是犹太移民传统的产物。我是我父母的作品：一个把她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了我的母亲，和一个自始至终都如同法力无边的幽灵一样的父亲。
　　我很难讲清楚这些平凡的早年生活是如何影响我的世界观和我的人生的。我只是布鲁克林成千上万犹太人中的一员，被生活的压力驱使着，而这种压力在金融市场里得到了释放，那是一个在我童年时代就夺去了我灵魂的地方。到1995年我从基金管理工作抽身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创下了华尔街上最成功的纪录之一。但我的生命不会以一种更谦逊的方式开始。

致谢
特别声明
第一章 来自联邦调查局的电话  7
第二章 故乡本森赫斯特 15
第三章 曼哈顿四十七街的聪明娃27
第四章 常春藤、军装和华尔街 39
第五章 华尔街最红的分析师53
第六章 创立斯坦哈特-范-博考维奇公司 63
第七章 爱妻朱迪 73
第八章 逆市而为的我们 85
第九章 归去又复还 95
第十章 我的动物展览和电影107
第十一章 1987年大崩溃 119
第十二章 斯坦哈特的风格 129
第十三章 涉足政治 145
第十四章 遭遇投资生涯中最惨的一年 153
第十五章 斯坦哈特隐退 165
第十六章 父亲离世 173
第十七章 我生命中的两条河流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