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遗传密码
1.波士顿：新贵策源地
在流光碎影中，一直将政治作为家族荣耀的肯尼迪家族，比谁都明白：什么是政治，如何从政，怎样获得支持，以及如何赢得竞选（最终但非唯一的目的）。而这些，旨尼迪家族的成员与其说从自己的祖先身上汲了某些遗传密码，不如说，他们更多地是从一个不叫肯尼迪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一切。
这个神秘的人物就是哈尼·菲兹（Honey Fitz），小约翰·肯尼迪的曾外祖父。
在哈尼·菲兹身上，有一种类似蛰伏的力量。可以这么说，哈尼·菲兹是肯尼迪政治王朝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肯尼迪家族那条经典的“IOU/I owe you”（我欠你）处事原则的教父。
这个原则，成为政治家所必备的潜在力量。
历史地看肯尼迪家族的人，他们无疑具有某种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政治风格。在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光环，让他们在众多政治明星里面，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女人，情人和层出不穷的劫难，无不时刻牵动着美国和世界的心脏。
那么这种特殊的风格，绝对无疑地来自哈尼。菲兹。作为波士顿的一员，菲兹非常平民化，而且具有底层杰出人士所特有的坦率、直接、充满青春活力等特质。从菲兹格拉德的足迹来看，他似乎一生都在与社会权贵们进行斗争。多年以后，他的外孙，小肯尼迪们也正是凭借这种特质，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竞选。哈尼·菲兹还让肯尼迪们清楚地记住，他们的出生和身世——波士顿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处于受人尊敬社会阶层的边缘，但始终处在争取传统中产阶级地位之上的特征。
波士顿是美国的历史名城之一，同时也是新英格兰的首府、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所在地。这座城市在年轻的合众国历史上，似乎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7世纪30到40年代，第一批不列颠清教徒在此定居，以拓荒者的姿态，在这片荒野中开始了清苦的生活。这里是美国殖民文学的第一个见证，人们把这里与上帝联系起来，希望在此建立一座“屹立群山之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在这里形成了虔诚且具有基本民主性和严格自律的社会，从而与几千公里外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那里，聚集着众多的权贵和冒险家，并且依然保留着蓄奴制。弗吉尼亚同澳大利亚一样，被一些外表粗鲁、但内心并不险恶的人所占据。在他们之上，是那些社会精英和移居的贵族，他们努力效仿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而新英格兰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人们不希望在这里复制家乡的社会等级制度而极力向卜爬，而是试图消除这种制度。在这里，较之赚取利润，人们更关注精神的自由。
波士顿诞生了美国的第一批大学，并且，当第一批殖民者在这里定居几百年之后，这里出现了反对英国政府的第一个抗议活动。这里也是美国革命运动的摇篮，曾经发生过“波士顿大屠杀”（不列颠军队向起义殖民地居民开枪扫射事件）和“波士顿倾茶事件”（为抗议英国的关税政策，将进口茶叶倾入海港）等直接引发了独立战争。这里还是美国多位总统的故乡，涌现过诸如汉考克（Hancock）和亚当斯（Adams）等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
18世纪晚期，美国成立之后，波士顿对美国的历史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其中的三次运动中，新英格兰始终起着主导作用，首先发生的是超验论派的知识分子运动。像爱默生、霍桑和梭罗等关注美国的严肃文学的作家应运而生。城市中清教徒式的人道主义特性，为反对蓄奴制的运动创造了条件，这直接导致了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波士顿是废奴主义者的首都，人们在这里宣布，美国的自由主义理想与奴隶的自由密不可分。19世纪末，当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面孔，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生活各方面的专业化时，波士顿遥遥领先于美国的其他地方。现代工厂、银行和保险业，都在波士顿破土而出。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波士顿的领先地位最终输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纽约。
波士顿文化和社会的典范阶层，就是所谓的WASP，即盎格鲁一萨克逊裔的白种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是他们造就了美国，而美国也是为了他们而产生的。盎格鲁一萨克逊裔的白种清教徒是美国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族裔。他们的传统居住地就是波士顿。时至今日，贝肯山（Beacon Hill）和巴克湾（Back Bay）的红砖建筑仍是那些受人尊敬、自负以及充满优越感的人的纪念标志。爱尔兰人到来之前，美国一直是波士顿主流所希望的那种样子。
第一批大的移民潮，来自爱尔兰——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之后，接着，从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来的移民改变了美国的面孔。天主教徒来了，然后是大陆上的欧洲人、南欧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东欧人也来了。在1846到1854年间，大约有120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1887年，波士顿第一次选举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为市长。随后的20年代初，犹太人、南部的黑人来了，到了最后亚洲人和拉丁美洲的人也来了。这里对所有的移民，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来的人总是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移民潮之后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移民开始与英国清教徒后裔竞争。而这些新贵的发达也开始于波士顿。肯尼迪不仅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他还是第一个入主白宫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他来自波士顿这一一事实，一些人认为是对历史的讽刺，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前提条件：至少，这个新贵被允许与真正的精英们有所接触。而且，波士顿第5次被要求，将美国的其他地方远远地甩在后面。
菲兹格拉德的父母，也是19世纪40年代从爱尔兰移到美国的贫民。他的父亲先是沿街叫卖的小贩，然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食品店，食品店位于波士顿北部的汉诺威大街，每日收入不薄。那时候，这个区是爱尔兰人聚居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里转到了意大利人手里。菲兹家的商店一到晚上，就改成酒馆。弯弯曲曲的街道狭窄而肮脏，到处流溢着淳朴民风，也透露着贫穷的气息。沿街那些3层到4层的小房子里，弥漫着传染病的病菌。吵闹的大家庭拥挤在只有最多两个房间的套间里。波士顿北区三面环水，但与贝肯山（Beacon Hill）上的企业和革命精英没有什么关系，倒是与有很多人工作的海港和大海有着更多的联系。少年哈尼·菲兹，常常站在这里放眼大西洋，透过海上的雾气，他或许辨认出了爱尔兰的轮廓。
2．哈尼·菲兹：蛰伏的力量
菲兹格拉德家有12个孩子。约翰·弗朗西斯·菲兹格拉德（John Francis Fitzgerald，又名菲兹）生于1863年2月1日，排行第四，是家中的小明星。他在小酒馆无拘无束的氛围中长大，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常听水手们讲述海外奇谈、醉鬼的故事和一些小业主经商的事情。约翰·弗朗西斯总是将什么都做得很好，做每件事情都能显示出他的才华，这些都是他的父母在爱尔兰所无法梦想到的。年轻的约翰·弗朗西斯因为成绩出色，进入了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他加入了那里的棒球队，还是足球队的领队；同时他是校刊的体育记者。12年级结束之后，他进入波士顿学院学习，该大学是波士顿的一所耶稣学院。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基础学业，被哈佛大学的医学部录取。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结果。
约翰·弗朗西斯的母亲去世时，他刚16岁。哈佛的第一年学业结束时，他22岁，这时，他的父亲也去世了。托马斯·菲兹格拉德留下了几千美元的遗产——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数目钱财了，但对9个孤儿（2个哥哥已经去世）——大部分是年幼的弟妹——来说，这些钱并不够用。“这些钱简直不够我完成学业”，哈尼·菲兹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落到了我头上。”他对此非常认真。因此，他离开了哈佛，离开了这座美国教育的圣殿，离开了这条成为新教徒后裔精英的必经之路，随后，在海关谋到了一个职务。在那里工作了3年，以挣钱供养家庭。
马修·切恩尼（Matthew Keaney）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和约翰·弗朗西斯死去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零售小商贩，同时还是北区民主党的领袖，他很赏识约翰·弗朗西斯的组织才能。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既随和又精力充沛，总是不知疲倦，好交际，值得信赖并且很有魅力。21岁的时候，约翰·弗朗西斯成立了一个划桨俱乐部。但这个俱乐部陷入了财政危机，这时，他搞了个舞会，请一些商人为他在杂志上登广告，同时还销售入场券。当宴会开始的时候，他把楼里的水龙头关掉。所有口渴的客人，不得不喝他购进的矿泉水。就此，他大赚了一笔。
不久，菲兹的第二项事业开始了。每天晚上，从海关下班后，约翰·弗朗西斯会为切恩尼做一些秘书工作。在这里，他学会了如何从事政治，如何拉拢和伪造选票，如何利用葬礼后的筵席或者生日庆典获得公共职务。l889年，菲兹格拉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女友乔西·汉纳（Josie Hannon）结婚。1891年，他进入保险公司工作，负责火灾和伤残方面的保险单。这期间，他继续供养还呆在家中的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1891年，他第一次竞选政治职务，该职务是市议会议员，每年的薪金为300美元，但菲兹格拉德希望获得更多。当切恩尼1892年去世时，他继承了切恩尼在北区的民主党主席一职。这是他的跳板：这个29岁的传奇小伙子于1892年11月当选为马萨诸塞州的议员。
一个孤儿在贝肯山富丽堂皇的议会里获得了一席之地。
就是在这儿，约翰·弗朗西斯与未来的亲家见面了。在他的议席旁边坐着的，就是波士顿东区的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肯尼迪比菲兹格拉德年长5岁，有着与他相似的人生经历。他的父亲也同样早逝——死于一场霍乱。他也被迫中断学业——只不过不是从哈佛，而是14岁时从中学辍学。他的母亲经营着一家缝纫用品商店，他则在港口当工人，同时在港口的酒店当服务员，22岁时他获得了一家酒馆。26岁时，他已拥有两家酒馆，并加入民主党。1887年，他和一个相对富裕的女子玛丽·西奇（Mary Hickey）结婚。1888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教名为约瑟夫，习惯上被人们叫做乔·肯尼迪。
肯尼迪前后5次当选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和肯尼迪比起来，菲兹格拉德只任过一届议员。而且，肯尼迪有着他越做越大的生意，同时身兼战略委员会的成员，这为他在1894年给菲兹格拉德带来大麻烦，奠定了实力。
菲兹格拉德一直梦想能够进军华盛顿，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的议员。但现在，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约瑟夫·奥尼尔，而全力支持奥尼尔的后盾，就是波士顿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该波士顿的政治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菲兹格拉德还是决定与之一战。很快，他的竞选活动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但他并没退却，同时这也加深了他对政治手段的认识。此时此刻，帕特里克·肯尼迪与战略委员会达成默契，对1894年9月菲兹格拉德的党内竞选予以否决或者不予理会。菲兹格拉德非常分明地感受到了来自肯尼迪的威胁。
“这就是当时波士顿政治运作所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他后来写道。
但是，菲兹格拉德决定坚持到最后。他把重点集中在两个获胜机会较大的市区。他启动那儿触角极广的朋友和熟人构成的关系网，发动划桨俱乐部里的同事、舞会和酒馆里的组织者一起行动。他在高中作为体育明星的往事，引起了许多男性公民的兴趣和回忆，这为他博得了足够的人缘。而且，作为社交剧团的经理人，他还吸引了不少女性的目光。虽然这时妇女还不能参加选举，但是她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竞选现场观看，或多或少影响了她们的丈夫，激发了男人们的热情。这一点，与后来约翰·肯尼迪获得种种支持有着惊人的相似。
菲兹格拉德租下竞选大厅，向奥尼尔发起挑战，进行竞选辩沦。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奥尼尔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仅仅只是通过远在华盛顿的几个议员同僚对他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以“这个城市受人尊敬的市民”的姿态，作为与之抗衡砝码，让人觉得简直有些黯然失色。
相形之下，菲兹格拉德显得如此富活力、一点儿也不保守，而且更加亲民。加上这次竞选首次采用了集中印刷的选票，给操纵竞选带来了困难，最后，菲兹格拉德以87比76票战胜了奥尼尔。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富有想象力的竞争，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次竞选，参加投票的人也达到了波士顿历史的最高点。
“陈旧的政党机器中的那些人因为菲兹格拉德的胜利而瘫痪。”这是《波士顿环球报》头版上的标题。该报的评论称这个开端为“滑铁卢战役”。
1894年11月，菲兹格拉德再次以2000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对手，进驻华盛顿的国会山，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议员。
1896年和1898年，菲兹格拉德又连续两次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议员。
肯尼迪显然没有足够的先知先觉，因此他一点也不知道，此时菲兹的一切人生经验，都是在给未来的肯尼迪家族荣耀作铺垫。相反，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失败，他必须给菲兹设置种种障碍。1900年，他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在为期5天的民主党预选中，肯尼迪和战略委员会同时取得了胜利。而菲兹格拉德没有获得提名，被流放至政治沙漠之中。直到1905年他被选为另一职务的候选人，才得以重新扬眉吐气。
这次，菲兹要竞选的职位，是波士顿市长。在他的助手向人们分发星条旗的时候，菲兹格拉德向人们呼吁：“如果那些企业界头头的统治取得优势的话，我们必须说，我们之于人民政府的权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并未实现。”
可以说，后来肯尼迪们所具有的基本民主思想、人民党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反特权思想，在菲兹格拉德和老肯尼迪的斗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菲兹格拉德又一次机敏地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失败者，一个小市民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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