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和陆克文一起重温从政之梦
很难考证陆克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考虑要做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尽管这对于一个总理的传记来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陆克文自己没有说过——这说明陆克文是聪明的，而且是诚实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很多记者都把陆克文的苦难童年——特别是他11岁时丧父，作为他立志从政的起点。其实这并不真实——很难想象一个11岁的孩子在丧父的痛苦中，还会在心底默默地发誓，我长大一定要好好干！做一个政治家！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这只能是小说中的情节。
不过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没有陆克文苦难的童年，就不会有今天的陆克文。所以，苦难的童年确实和他最后的从政——特别是走进代表劳工利益的工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知道，大凡出身清苦的人都会渴望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又往往事与愿违，清苦一生——出身清苦本身就意味着你没有这个基础或者是条件。然而，当我们检索陆克文的历史时，却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陆克文虽然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但他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从政之路，却是非常顺畅的。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就是，陆克文的从政之路没有跳跃，也没有停顿。就好比是一个高高的遥不可及的台阶，当所有人都在望“高”兴叹时，陆克文却扎扎实实地走上来了——每前一步都成为后一步的基础。这就使得陆克文的从政之路看上去很顺畅——没有失误，没有走弯路，但其实还是一步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上来的。
为了真实体会陆克文从政的心路历程，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游戏——我们假定自己就是陆克文本人，然后，以10岁为起点，按照陆克文走过的路，一路走过来。这样，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陆克文每迈出的一步——特别是那些看上去非常重要的关口时，都像是迈错了，甚至会让你感到有点出格——就是说，如果是你，你就不会像他那样选择。然而，当你沿着陆克文的路一直走下去时，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下去，“出格”下去，到了1988年的某一天，你才突然发现，原来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目的地——成了一名联邦议员。直到这时，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陆克文并没有错，也没有出过格。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陆克文所有的“出格”换来一个必然——从政。这时你才意识到，陆克文从来都没有错过，他不过是走了一条异于常人的路而已。
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游戏。
从少年开始寻找从政的蛛丝马迹
要分析陆克文的从政之路，得从少年开始。
有必要提醒各位读者，西方也是有社会主义的，甚至也有共产党。事实上，澳大利亚在1920年就有共产党了，比中国共产党还早一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在1944年达到鼎盛时期，有2.3万名党员——这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共产主义势力如此强大，给在整个冷战时期一直站在英美一边的澳大利亚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到了20世纪50年代，执政的自由党政府（时任总理孟齐斯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理，执政时间长达18年，此纪录至今无人能破），想通过法令禁止澳共，但最后遭到最高法院的否决，因为在澳大利亚搞党禁是违反宪法的。可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共产党不算成功，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生活水平相当高的国家，大多数劳工阶层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可以说是丰衣足食，因此，他们只想通过合法手段争取高工资和权益，并不想通过武装暴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澳大利亚信仰共产主义的势力依然存在，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要举行盛大游行。不过，现时的口号已经不同以往了，反对战争代替了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保护劳工利益代替了人民当家做主——这已经与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纲无甚区别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陆克文身上来，一个10多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关注穷人。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10岁的时候看了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小书，11岁的时候遭受丧父之苦，并且一度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会怎样设计自己的一生？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可是陆克文选择了认真读书，以求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也改变与自己同“命”相连的人们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似乎可以说陆克文那时就已经打算一生从政了。
这个猜测没错，事实上，陆克文到了15岁的时候就毅然参加了工党的童子军。所以有媒体说，陆克文曾经是工党最年轻的党员。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工党童子军并不等同于工党。参加政党是成年人的事，15岁的陆克文只能参加工党的童子军。我们可以把工党童子军理解成是工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或者是工党培养接班人的摇篮——就像中国的少先队和共青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勾勒出这样的画面：傍晚，对，一定是傍晚，15岁的陆克文吃过了晚饭，徒步来到一个小教堂门前。已经有一些人等在那里了，大多是不满18岁的年轻学生，只有一两个成年人。陆克文像成年人一样和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候，然后就悄悄坐在一边。这种情景很像是电影中地下工作者的活动。会议开始了，开始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不知什么时候，发言的顺序乱了，似乎是所有人都在抢着发言，气氛异常热烈。对了，他们在讨论一个看起来非常遥远的问题，澳大利亚要不要待在英联邦，让英女王继续做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这个问题在20年后又被已经当上澳大利亚总理的工党强人基廷翻了出来，慢慢发展成轰轰烈烈的“共和运动”。这是后话。陆克文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还有穷人？政府要不要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怎样承担？陆克文的沉默和其他与会者的热烈形成巨大的反差。有那么一度，大家似乎把他忘了。或者是他把其他人忘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想着，想着。他一直没能想出头绪来。他望了望教堂旁边的那棵桉树，月亮刚好藏在树的后面，月光穿过树叶的空隙照过来，洒在教堂的屋顶上，一片树影婆娑……
第一次“出格”
第一次“出格”——放弃医学和法律，选择中文
如果说陆克文在上大学之前的路走得还算正常的话，那么，中学毕业时的他就开始“出格”了。现在让我们来假设，我们是陆克文——记住，他在中学毕业时考了个全校第一，我们会怎么筹划自己的未来呢？毫无疑问，报考热门专业——法律或者医学，将来做个位高薪优的专业人士。可是陆克文没有这样做，而是去学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课程——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那时是1975年底，中国最低迷的年代，“四人帮”横行，奉行极“左”路线，在国际上自己孤立自己，几乎没有盟友；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老一代领导人几乎已无力扭转乾坤，国家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在那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关注中国？谁还会去学习中文？学了中文又能有什么用？而且澳大利亚建国这么多年来，在国际上一直追随英美集团，小心防范红色的共产主义，不肯承认1949年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2年，工党政治奇才惠特拉姆带领工党赢得大选，使得在野蛰居台下23年的工党重新掌权后，才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位读者，请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个时候，即使你想到要掌握一门外语，以便能出国做外交官，也不至于去学中文呀？说句不好听的，那时候有几个人敢贸然去中国呀？
可是，陆克文却选择了中国。我们不得不佩服陆克文的胆识。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陆克文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就已经预测到中国这个被拿破仑称之为“沉睡的狮子”的民族就要觉醒了，甚至已经意识到中国将会在世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陆克文不是神仙，不可能有如此先见之明。那就只有一个解释，陆克文实在是太迷恋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了。
总之，当时在所有人看来，陆克文的选择都只能是太出格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陆克文顶着多少压力！家人，朋友，同学，哪一个会支持他？
陆克文就这样顶着压力走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了他的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课程。还好，他不孤单，那个班上竟然有14名同学！陆克文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他是如此之喜欢中国文化，甚至在读完了大学后，又在老师的推荐下多读了一年，获得一级荣誉学位。然后他就一路顺畅地走下去，直到实现他早期的梦想——当上一国之君。他终于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陆克文当初异于常人的选择会被说成是天才之作和伟人胸怀。笔者宁可相信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就是说，陆克文赶上了好时代。
第二次“出格”
第二次“出格”——放弃欧洲，选择中国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陆克文很想做一名外交官，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陆克文的外交官情结和他对中国的迷恋有关。因此，陆克文在1981年大学毕业后，就急不可待地走进了澳大利亚外交部。
1981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农村包产到户，城市商业开始繁荣，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而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通过考试招收的大学生也即将完成学业，走向工作岗位。陆克文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可以想象，当时的陆克文甚至都有些急了，他急着要去中国，看看这个他10岁时在书上认识的古老国家今天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他肯定还有些不理解，一个发明了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古老民族，一个曾经充满红色恐怖的国家，怎么一下子就可以朝“钱”看了呢？怎么就和资本主义的澳大利亚有相似之处了呢？他很想过去看个究竟。
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学中文出身的陆克文却被派到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当然，陆克文去了，他毕竟实现了当一名外交官的理想。
那时澳大利亚的总理是工党强人霍克。相信中国读者都还记得霍克，霍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有很好的私交，如果在中国进行民调——说出一个你最熟悉的澳大利亚总理的话，相信霍克一定会以高票当选。可惜那个时候陆克文还不认识霍克，要不然一定会被他及时派往中国，并委以重任的。虽然陆克文早已成为了工党的党员，可霍克却是堂堂工党的领袖，天地之间相距太远。当然，若干年后陆克文和霍克终于成为好朋友，这都是后面要讲的故事了。
陆克文就这样“用非所学”地在瑞典工作了3年多。 直到1984年，陆克文才终于有了机会，被转派北京，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后来成为参赞），专职分析中国政治及经济形势。
好，让我们暂时停下来。记着，现在我们是陆克文，我们会怎样选择？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陆克文的理想是想当一名外交官。还有，事实已经是，澳大利亚政府阴差阳错地把陆克文派去瑞典了。而瑞典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国家，国泰民安。我们会怎样选择？是将错就错，乖乖待在瑞典偷着乐，还是闹着找机会去中国？当然是前者。那时虽然已经是1984年了，但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是很明朗，经济秩序也依然有些混乱。有谁愿意冒那个险呢？可是陆克文偏偏选择了后者，去中国。怎么解释？这说明陆克文执著，有胆识，而且迷恋中国，或者我们还可以说，那时的陆克文已经非常看好中国了。
很多年后的今天，陆克文成为工党领袖，并带领工党挑战霍华德的总理宝座，被记者追问到这一段生活经历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派我到北京使馆去工作，后来我也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到，迷恋了中国这么多年的陆克文绝不会虚度在中国的光阴，他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来了解中国。他就这样在中国待到1988年，差不多是5年的时光，在这5年里，一个古老的中国已经和一个现代的中国在他脑子里融为一体了，而且他也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和政府官员，同中国各界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差不多已经成了陆克文的第二故乡。可能也正是由于这种情结，陆克文在刚刚当上反对党领袖不久的2006年11月25日，就率领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访问了久别的中国。这一切都在证实，陆克文在中国做了多么深的功课。难怪陆克文在大选时宣称，执政后将推动澳大利亚成为“最认识中国的西方经济体”。可以说，陆克文在中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不仅仅练就了陆克文流利的中文，真正了解了中国，更拓展了他作为新型政治家的国际视野。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陆克文只是喜欢中国文化来诠释陆克文的中国之行了。陆克文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只能是，先下手为强，和中国搭上了关系，尽早走上国际舞台。
第三次“出格”
第三次“出格”—— 放弃中央，选择地方
在中国工作几年之后，陆克文慢慢开始有了官运，先是一等秘书，然后是参赞，到了1988年的时候已经升到外交部助理次长的位置。这个时候的陆克文可谓春风得意，他年轻，仕途非常看好。
各位读者，如果你是陆克文，你会怎样？会离开很有发展前途的岗位吗？不会！谁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在外交部待着，再有个机会，就不仅仅是次长了。可是，我们的陆克文又走了！陆克文呀陆克文，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陆克文并没离开外交部，但他选择了请长假——很有点像是中国的停薪留职。那么，陆克文停薪留职之后去干了些什么呢？他跑回自己的老家——昆士兰，去给当时昆士兰州的反对党领袖高斯当助手，帮助他竞选。这可是个没谱的事。高斯竞选成功，当上州长，你陆克文可能会捞个一官半职；如果高斯没选上呢？你陆克文就得乖乖地回到外交部去当你的助理次长去。再说了，你已经请了长假就是停薪留职了，回去后还会有你的机会吗？可是，陆克文还是去了。据说陆克文去给高斯当助手是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推荐的。那时霍克已经认识了陆克文，觉得这个30岁刚过的小伙子很能干，就推荐他去了。不知道陆克文是景仰霍克还是钦佩那个高斯，也不知他把宝押在霍克身上还是高斯身上，总之，他去了。
陆克文很幸运，或者说是很能干，总之，在他的帮助下，高斯在翌年大选中成功上台，当上昆士兰州的州长。陆克文这次干脆辞去外交部的职位，做了高斯州长的幕僚长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办公室主任。
有读者要问了，联邦的外交部助理次长和昆士兰州的州政府办公室主任哪一个职位更高？中国的读者很容易就会按照中国的行政级别参考——那就是外交部下面的司长和省政府办公室主任。司长似乎比省政府办公室主任稍大一些，但是办公室主任可能更有实权。可是澳大利亚的政体完全不同，不可以这样参照。
澳大利亚有三级政府，从上往下数分别是：联邦、州和市（或称地方政府）。和中国不同的是，这三级政府基本上不是上下级关系（特别是联邦和州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联邦和州几乎是平起平坐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澳大利亚是先有州，后有联邦的，在组成联邦时，只是把部分权力上交联邦，而很多权力还被各州把持着；二、澳大利亚各州政府都是民选的，不是联邦（中央政府）任命的。
我们已经在前面介绍了，澳大利亚最早只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最早，整个澳大利亚这块大陆都算新南威尔士州，是1788年成立的。后来为了防止别国抢占土地和方便管理，才逐渐扩充及分隔成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等6个从属于英国的各自独立的州。最后一个从新南威尔士州分出来的昆士兰州也是1859年成立的。很多年后，又分化出北领地和首都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可是澳大利亚联邦，到1901年才算正式成立，晚了很多年。而且，在成立澳大利亚联邦时，每个州都想拼命多保留些自留地，少上交些权力，所以联邦的权力很小。直到最近十几年，联邦的权力才逐渐扩充。事实上，澳大利亚联邦和州的最大区别是，所管辖的领域不同。一般来说，军事、外交、金融、卫生等必须统一的领域才属联邦管，而其他如经济、治安和教育等权力都是各州的。有些领域由联邦和各州合管，如卫生和教育。而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小，不在此处谈论。总而言之，一个州的办公室主任是比外交部助理次长大很多的。
陆克文就这样成为昆士兰州最有权势的官员，一直做到1995年。在此期间，他开始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发起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也许是由于陆克文自己对中国语言的偏好，或者是他在任职驻中国外交官期间敏锐地感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澳大利亚带来的无穷机遇，所以特别重视对亚洲语言的普及。他制订了一项全州性的计划，倡导在全州的学校中教授外国语言尤其是亚洲语言和文化，这项计划在1992年被州议会采纳，使得昆士兰州成为全澳最先在中小学推广亚洲语言的州。
可是，陆克文的运气还是不够好，也许我们该说是高斯的运气不是那么好，他的州长做到1995年，就黯然下台了。这对陆克文可不是个好消息。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高斯去职后，陆克文也不便久留，就跟着高斯共退了，离开了昆士兰州政府。
不用说，陆克文在外交部的助理次长位置早就给了别人。最重要的是，当初推荐陆克文回昆士兰帮助高斯的霍克总理，也因为党内斗争而黯然让位，变成了“前总理”。要不然，凭他的关系，再给陆克文一个机会还是可以的。陆克文就这样，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什么都没有了。这时的陆克文，怎么形容？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陆克文那么懂中文，一定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词汇。
第四次“出格”
第四次“出格”—— 放弃高级职位，选择做教书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可能是陆克文最迷失的时期。他得生活，得工作。凭着他外交部助理次长和昆士兰州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经历，找一个好工作还是没问题的。于是，陆克文凭着前高级公务员的身份和对中国无人可以比拟的了解，来到澳大利亚最有名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做了中国事务高级顾问。那是1995年。
1995年，中国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跨国大公司，按说，一直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陆克文，是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的。事实上，陆克文一到任就开始忙了起来，经常来往于中澳之间，为澳大利亚公司进入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提供咨询服务。这个时候的陆克文，很像是一个商人。
几乎没有人会说陆克文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他长得那个样子怎么看都不像，商人总要有些狡诈吧？可是陆克文，怎么看都是一副诚实老实，和蔼可亲的样子。他这副样子，可能也只能去做政治家。可是陆克文似乎已经没了机会。
当陆克文身穿高档西装，往返于中澳两地时，有多少人在为他着急呀！陆克文呀陆克文！你还记得小时候的苦日子吗？你还记得小时候发过的誓言吗？从政，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让所有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你现在在做什么？整个儿一庸俗的商人！
其实，陆克文的心并不平静。他没有忘记小时候的誓言，绝对没有。他在等待机会。
1997年，陆克文突然辞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中国事务顾问的职务，去了昆士兰大学，做了亚洲语言系的副主任。读者更看不懂了，不就是一个教书匠吗！想当老师的话，当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时留校不就完了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啦？从1981年到1997年，这一圈就是16年！16年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
读者不仅看不懂，而且伤心，觉得陆克文似乎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不仅对从政没了信心，连自己未来打算做什么都拿不定主意了。从经商到当老师，离从政的理想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呀？
莫急，陆克文心中有数。猜一下？在西方，哪一种职业更适合做政治家？毫无疑问，是学法律的。当政治家的不仅需要了解法律，更需要优秀的口才，所以学法律的很容易走从政的路。还有一种，就是记者或作家，因为记者或作家有一个好笔头。事实上，澳大利亚大多数出色的总理都是学法律出身，也有当作家的。其实还有一种职业也适合从政，那就是大学教师。因为大学老师的社会地位和学识容易被选民所接受，而且大凡学者都会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霍华德的前任——自由党领袖休森就是个大学教授。此外，还有澳大利亚总督和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长等人也是大学教授出身。
至此，陆克文的从政之路就清晰了：一、学好中文，为去外交部打基础，也为将来走向国际政治舞台打基础；二、进外交部，扩大视野；三、作昆士兰州长的幕僚长和办公室主任，锻炼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四、加盟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打下财政基础；五、进大学，获得名望。
陆克文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哪一步走错了吗？没有。绕远了吗？也没有。停顿了吗？更是没有。哪一步都不能缺，每一步都是后一步的基础。这就是一个佃户出身的穷小子为什么会走到澳大利亚总理的全过程。他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和别人走过的路也不一样。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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