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何以领导千百万人
“一个人如何领导一百个人？”这是我去剑桥大学参加入学考试中的问答题之一。尽管这个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但足足等了20年之后，我才有空暇试着去回答。这一问题植根于人类历史与文明之中。如果一个人不能指挥一百个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就不会有战争，也不会有教堂、太空探测行动以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一个人使一百个人对其俯首称臣的能力，就好像是最为基本的砖块，所有人类为了更为美好抑或更加糟糕的未来而共同努力与奋斗，都以此为根基。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有人可能会理智地认为，由于政治与社会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领导才能的本质也会相应发生改变。在西方，由于构建于封建义务之上的农业社会被以议会制度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所取代，我们可能会在不同命令之前举棋不定，也可能由于不同的动机而接受领导。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在一个自认圆滑世故而又愤世嫉俗的时代，领导才能所遇到的危机，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仰的终止。
卓越领导者所驾驭的语言变化甚少，那一成不变的本国语就是最好的明证。阅读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1年的葬礼演说（“雅典给她的儿女们荣誉”），抑或西塞罗于公元前63年用来反抗篡位者喀提林的演讲中的名句“在我们之中你将毫无立足之地”，再或约翰·皮姆在其公元1642年的演讲中的名言“整个英格兰的哭泣”，你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些伟大政治家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控制、激发人民的激情之源的。时至今日，假如我们再来聆听这三位演说家慷慨激昂的演讲，也许我们还会像当时的听众那样情不自禁、激动万分。对于这种感情之源的抢夺也好，剽窃也罢，都是建立在对其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上的。本书旨在揭示两种截然相反的名人，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掌握简洁明了的语言，去赢取最终的战利品的。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最后只能有一方取胜，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1941年，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柯尔达爵士希望诠释英国人民对纳粹主义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请劳伦斯·奥利弗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中的同名人物。尽管时隔三个多世纪，丘吉尔在同年发表的演说，与国王亨利五世在敌人攻破之前所作的演讲如出一辙。真正的领导才能与风范会以其独有的方式触及我们灵魂最深处。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那深藏于领导才能与风范之中的因素是一致的，那么这些经验能不能学以致用，从而在1939年到1945年那种生死存亡的境遇下发挥作用呢？
如同“勇气和诚挚”一样，领导才能也可以完全无关乎“善”和“恶”这样的概念。在对自己信仰不断追求的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勇敢而又诚挚的，尽管事实上这种勇气与诚挚是令人厌恶的。如果只对某个人所推崇的所谓领导才能与素养潜心研究，结果将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对那些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显赫的领导典范视而不见。毫无疑问，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奥马尔·本·拉登也算是个“功勋卓著”的领导者，而且也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研究他是如何说服大量信徒去报复、去泄愤，以至于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的。正如战地元帅蒙哥马利在沙漠之战中将隆美尔的照片始终挂在帐内，我们应该试着去学习敌方的领导才能与技巧，从而最终战胜他。
显而易见，时至今日这个世界仍然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形成的格局的延续。1989～1991年期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对此采取了与二战后在旧金山建立联合国时相一致的措施与态度。但是，在那场既没有引发外部冲突，也没有改变欧洲版图的南斯拉夫内部瓦解之战中，超级大国却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政策。在过去的60年中，欧洲版图的变化与自中世纪以来的相类似的时期相比，简直是少之又少。非殖民化的进程早在1955年温斯顿·丘吉尔离任之前就已开始，如果时至今日丘吉尔重返人世间，陆海空参谋长必会长时间地向他诉说对于目前这个星球的局势做出的分析。希特勒，这个我们无法抛诸脑后的魔鬼撒旦，需要广岛与长崎对他做出解释，而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希特勒曾在其地堡中预测，在他死后最终的胜利者将会是美国和苏联．尽管德国的重新统一会使他感到短暂的欣慰，但统一进程所体现出的和平与民主又会让他怒发冲冠。1939～1945年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以经验教训或是遗产馈赠的形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无论是丘吉尔的指挥艺术还是希特勒的领导才能，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可争辩的影响，整个西方社会正是一派“明媚阳光照耀着广袤的大地”的景象，而这种美好景象正是丘吉尔所承诺的，同时也是希特勒所努力消除的。
不可否认，2000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丘吉尔显然再次成为智勇双全的领导典范。在那痛苦与考验并存的危急时刻，美国人民经历着种种痛苦和磨难，他们又一次虔诚地求助于自己的偶像，从而表达那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悲伤与失落之感、蔑视与挑战之情，当然还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丘吉尔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那个所谓——借用他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来讲——“世界危机”之中的中流砥柱。在2001年的国会报告中，乔治·w.布什教导美国人民应该怎样面对这次袭击：“我们不会犹豫不决，我们木会疲倦厌烦，我们不会蹒跚不前，我们也不会遭受失败。”这与丘吉尔1941年2月对美国发表的广播讲话如出一辙。丘吉尔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失败或退缩，我们不要犹豫或疲倦。”9月12日早晨，也就是不计其数的同事牺牲的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在五角大楼遭受袭击中的幸存者发表演说： “在其祖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温斯顿·丘吉尔谈到他们最为美好与光荣的时刻。昨天，美国以及人类为自由而战的事业也遭受了重创。”在接下来慷慨激昂的演讲中，拉姆斯菲尔德又几次提及温斯顿·丘吉尔。次年8月，他再次对加利弗尼亚海军部队的3000多名官兵指出：目前，美国由于为反击伊拉克而发动战争，造成政治方面相对孤立，这种情形与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为抵制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而孤军奋战的情况如出一辙。阅读丘吉尔的著作《在野时光》，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事情本身确实有其相似之处。
当布什总统于2001年访问伦敦出现在战时内阁办公室时，他将丘吉尔描述成为“一位魅力四射的卓越领导”，并要求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为他的办公室提供爱泼斯坦所雕刻的丘吉尔像（罗纳德·里根早已将丘吉尔的画像悬挂于白宫）。时至今日，正是丘吉尔，这位已经离开人世达37年之久的伟大领导，为铸就美国人希望推广于世的顽强抵抗精神，而扩充了词汇及语言。《波士顿日报》评论指出：“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他的语言不断被引用并重新得到证明。”袭击过后，总统先生亲临俨然已是一片废墟的曼哈顿街区；德国闪电战后，丘吉尔首相在遭受袭击的地区，作了鼓舞士气、唤醒斗志的巡回演说。这两件事简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当布什总统为其伊拉克之战作准备之时，他有意让公众知道他此时正在阅读由美国学者艾略特·A．柯恩所著的《最高指挥权——战争中的士兵、政治家及领导权》，该书中有一节完全是介绍丘吉尔与其部下的关系的（从另一个更为世俗的角度来讲，喜剧演员吉姆·卡里为帮助在“9·11”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家庭，慷慨解囊捐献出100万美元，从而建立起慈善基金会，卡里在会上发言时，也引用了丘吉尔那富有感染力的震撼人心的演讲）。
在一次庄严肃穆的典礼上，为激励更多纽约市的消防队员，使他们能够勇敢而坚定地继承已故同伴的遗志继续努力，鲁道夫·朱利亚尼引用了丘吉尔的名言，此举赢得了《华盛顿邮报》极大的赞赏，称赞其为“戴着美国新英格兰人帽子的丘吉尔”（并不是指如此不可思议的形象，事实上，是由于丘吉尔喜欢穿奇装异服，有时甚至戴一些极为古怪的帽子）。当朱利亚尼市长访问英国时，他告诉《每日电讯报》的艾丽斯·汤姆森：“通过对丘吉尔所使用的语言的学习、研究与使用，教会了我如何可以使一个奄奄一息的民族振作精神、恢复元气。袭击过后，我希望直接吸取他的精神与思想。在德国空袭英国那些最为难熬的日子中，丘吉尔从未走出过唐宁街，也没有说过‘我无所适从’或‘不知怎么办’之类的话，他朝着既定的方向与目标迈进，虽然有时他不得不掩饰起自己的情绪。”
本书的一个观点是，在1940年6月3日圆满完成敦刻尔克大撤退，到希特勒在55周后（即1941年6月22日）发起对苏联的大举进攻之间，丘吉尔的确需要经常掩饰自己的情绪。就那个阶段丘吉尔所作的无与伦比的精彩演讲而言，事实上，他自己并不真正知道将如何击败希特勒、击败纳粹德国。掩饰有时是领导才能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写：“如果冲锋号的声音犹豫不决，谁会为奔赴战场做好准备？”同理，即使在1940年那最为艰难的时光，即使以任何理智去分析这场战争胜利的可能性都会让人难以信服，但是丘吉尔的镇定自若与冷静却感染了英国民众。
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丘吉尔在主持一些高层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时不时地表现出沮丧和失望，但是在1940年至1941年那至关重要的几个月中，及以后直至1945年的矛盾斗争中，他表现出了无畏的英雄气概与领导才能，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追根究底，这种充满自信的壮举其实是种令人震惊的大胆与冒险，而如果这种大胆与冒险被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话，丘吉尔很可能最终难逃遭受弹劾的厄运（当然，如果事实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英国也遭受到希特勒德国的成功入侵，那么想必丘吉尔早已将议会制定的惩罚置之度外了）。这本书将分析那种以慈善之心为动机的自信壮举，以及敌人所采取的居心叵测的罪恶行径。
古典领导才能的范式
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已证明，让领导者去寻找愿意为其充当杀人工具的部下或士兵，比起要找到心甘情愿为其自我牺牲的部下或士兵要相对容易得多。现代的西方民众大都信奉以理性思维著称的基督教。他们通常至少会要求能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然会在战时主动要求参加军事行动或是军事集团，尽管这种抉择意味着幸存者会寥寥无几。毕竟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亨利五世在摧毁阿夫勒尔的顽强抵抗时，为敌人提供了选择机会，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却见证了人们是如何心甘情愿地接受难以置信的频繁的冲突，特别是一战中的步兵部队以及二战中的轰炸机部队。这真可谓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自我牺牲，而整个世界在2001年9月11日所见证的正是最为准确的写照。
当奥尔马·本·拉登唆使其属下进行恐怖袭击时，他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显然与1944—1945年日本带有自杀性质的神风飞行队颇为类似。如果本·拉登的领导才能与风格在语言和经历上与希特勒殊途同归，而乔治·W.布什及其高级顾问都求助于丘吉尔来寻求灵感的话，那么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会不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由代理人参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呢？本书以论述天才般充满智慧与灵感的丘吉尔式领导才能与强调神赐之力的恶魔般的希特勒式“领导才能”之间的对抗、竞争和博弈为要务。两种风格迥异的领导才能的奥秘，几乎可以让读者死记硬背式地掌握，而对于那些对历史有其独到的洞察力、能言善辩的读者来说，更是大有裨益。
为了对独裁手段进行充分而巧妙的抨击，在1939年拍摄的好莱坞电影《绿野仙踪》中，那个至今可能都会令人毛骨悚然的男巫，只是个形似侏儒的江湖骗子，他躲在富丽壮观的背景后不停地拉动杠杆，从而产生熊熊烈火与狂暴的噪音。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佛朗哥，事实上，电影所暗示的不仅是这些，如果西方社会的民主国家有勇气，能够正当而又机智地坚决抵抗这些战争狂人该多好呀！从我们所发现的这些人自身人格的缺陷与不足，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不计其数的无辜者进行的大屠杀以及使得20世纪被丑化为（用一位卓越历史学家的话讲）“恶贯满盈的年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那个男巫不是乘坐气球回到了堪萨斯州，而是可能会开枪打死稻草人、洋铁人、胆小的狮子以及多萝西，此外，毫无疑问还有托托。
“一个渺小而狭隘的人所做的最为悲哀的事情就是对伟人的不信任。”托马斯·卡莱尔在其著作《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这样写道。那么，反之也成立吗？当我们尚未掌握如何成为成熟追随者的艺术之时，常常会理所当然地赋予领导们超人的能力，然而，得知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凡人之后，就会产生怀疑。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些领导表现出发自肺腑的感动吗？如果一个成熟的民主主义者对于不断进行的英雄崇拜表现出畏缩，就会像一个成熟女性回忆起年少时狂热地追求学校曲棍球队队长一样而感到窘迫不安。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写道：“当今最为普遍的渴望之一就是，需要强硬却富有创造性的领导人才。”这确实是那时的一种渴望，而且那种渴望也确实带来了灾难。比如法兰西在1799年迫切需要拿破仑作为领导，1300万的德国民众在1932年一致选举希特勒为领导。那些大人物在其著名的政治宣言中高声宣称：“我们将不会重蹈覆辙。”然而，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同样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伊恩·克肖爵士于1987年出版了著作《希特勒神话》，这位被誉为最为出色的希特勒传记作家在书中指出：“心甘情愿地将所有希望寄托于‘领导者’，寄托于一个‘强硬派的无上权威’，这些理所当然并没有让德国人觉得有丝毫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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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总理 保罗·基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