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胡布勒与托马斯·胡布勒伉俪，已合作撰写过多部著作。他们最近创作的小说《黑暗中，死亡中》（In Darkness， Death，荣膺2005年度爱伦·坡大奖。

　　六月里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肆虐，天气很凉。五位年轻人聚在温暖的狄沃达蒂别墅里，这是一座临着日内瓦湖南岸的避暑山庄，颇为豪华。当中的一位，拜伦勋爵，翻开了一卷译成英文的德国恐怖故事，开始大声朗读起来。除了闪电的光芒偶尔照亮窗子外，给屋里唯一带来亮光的，就是闪动的烛光和壁炉里燃烧的木头了。拜伦喜欢吓唬人，特别是当别人因为户外雷声隆隆狂风呼啸而惊悚万分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故事读完了，拜伦合上书，提议来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故事。他也许想像不到，他提出的这项挑战会催生一部注定比他自己的作品更有名的小说，也想像不到，玛丽·雪莱会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假如“激进风格”这个术语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流行的话，那么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就是它的化身，因为他们是那一代想推翻既存秩序的年轻人的偶像。他们俩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这场革命爆发于1789年，给社会的彻底革新带来了希望。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一书，震动了英国民众。这本书源自她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宣言》的辩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预先想到用“人”这个词作为“人类”的代名词是一种“性别歧视”；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为人类的“半边天”发出呼声，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常被称为第一个女权主义者，下面这些刻薄的观点即可见一斑：
　　我自己的性别，我希望，它能宽恕我自己，如果我以理智的产物来对待它们，而不是陶醉于迷人的优雅，以及认为它们永远处在孩童状态，无法独立……我希望说服女性努力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意志的也是身体的；说服她们所谓的温和的措辞、多愁善感以及仪态高雅，几乎都是软弱的同义词，而且那些总是充当被同情的对象的人……很快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又比如：“一个错误的教育，一个狭隘的不开化的头脑，以及许多性别偏见，容易使女人比男人更僵化。”又如：“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是家庭之大幸，而且……一个被忽略的妻子，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母亲。”最后比如：“冀望于女人拥有美德是徒劳的，除非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男人；不但如此，冀望于人性的情感具有力量也是徒劳的，这只会把女人变成贤妻良母。然而当她们完全独立于她们的丈夫时，她们又会变得狡诈、卑贱、完全自我。”
　　在一个女人还是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合法财产的年代，这些言论可谓离经叛道。那位叫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福德伯爵——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地方是写了第一部哥特小说，声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穿着衬裙的鬣狗”，表明了英国上层阶级对这位女权主义者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未来的丈夫葛德文，虽然在人前显得胆怯和内向，但是一写作起来却滔滔不绝。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葛德文试图描述一种能让人类趋于至善的社会环境。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蔓延已经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但是葛德文断言“君主制是一种不可避免走向腐朽的政体”。但是他走得太远了，越走越远，竟然宣称所有的政体就其本质而言对人类的至善都是一种阻碍。葛德文相信，社会的变革不能通过强制和暴力而只能通过理智的力量来推进。《政治正义论》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人物，一时间他被青年人奉为偶像，他对社会改良的洞察推动了青年人的进步。弗洛伊德曾经写到过，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浪漫史”，一个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同关系进行解释的故事。玛丽·雪莱，作为这两位著名的激进人物的女儿，父母的爱情故事必然会在她心中萦绕，同时她也会将它(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作为故事写进她许多的文学作品中。

序
第一章  平等的爱
第二章  “谁也不是，只是爸爸的小女儿”
第三章  爱上爱
第四章  火花四射与不羁之恋
第五章  欧洲最危险的人
第六章  幽黯之夏
第七章  “丑恶的幻影”
第八章  “我将灰飞烟灭……”
第九章  幽灵的复仇
第十章  可怜的波利多里的药方
第十一章  最小的牺牲品
第十二章  仇恨之屋
第十三章  荣耀与死亡
第十四章  玛丽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