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1918年9月15日，生于四川荣昌县（今属重庆）。
　  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等为同学，关系密切，共同策划、领导四川的学生运动。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
    建国后，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编辑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孙中山全集》（第二到四卷，中华书局1982～1985年版）。个人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拷问社会良知的反思录，刺向历史痛处)》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问题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更不是华盛顿罗斯福，而是我党从延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最惊心动魄却又最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段历史，只有这样有过切身经历又有反思精神的老革命写出来，才有真实性，才具震撼力。不信？请看！延安整风时，组织上对待那些不与党“一条心”的“两条心”们，作者写道：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而被劝说（追查）多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的人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向成“特务”，才能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一立足之地。再比如，抗战胜利，作者在河北永年做县委书记，某次审讯汉奸宋品忍时，愤怒的群众冲向审判台，竟活剐了汉奸，后到的人只能捡了两三根骨头，边走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还比如，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的葛佩琦经组织上反复动员，针对党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谁知却先被《人大周报》，后被《人民日报》诬为“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 最终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哥嫂也不能幸免。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哪能想象得出来，并写出来！当然，作为回忆录，作者还回忆了几位当初一起闹革命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多才多艺，书法篆刻皆通，因组织上的原因，可惜晚年得了“精神飘逸症”，作家李锐的父亲李成之（李直）比作者还早闹革命，因为几次政治运动上的错划，最后却迟迟落实不了政策。

　　他（李新先生）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虽然我作为后辈不该这样放肆地说话。
　　——作家　王蒙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它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它一次又一次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来到我们中间。于是，流逝的岁月，一层又一层地在心底沉积出难以泯灭的分量。
　　——作家　李锐
　　李新先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老干部，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在这本回忆录中，他以亲历者和历史家的独特视角，记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体验他一贯的主张——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
　　——学者　章百家
　　李新先生是党史和民国史界的前辈，站的位置高，自然能看到许多我辈小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史家看到的是史料，而老百姓则看到的是故事。老先生故事讲得好，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学者　张鸣
　　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它是任何“经济效益”所不能替代的。
　　——学者　陈铁健

　　我的故乡，四川省荣昌县，现已划归重庆市，成了重庆的远郊区。从荣昌到重庆，320里。而我的出生地安富镇，还在荣昌县的西面，距县城40里，因此离重庆有360里之遥。我虽然出生在安富镇，但我的家乡却在李家沟，而且在我7岁的时候，我家又从镇上搬回了李家沟，所以谈起我的故乡，应该从李家沟谈起。
　　李家沟虽然地处偏僻，但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的后面是一座山梁，与隆昌县交界。这座山梁上竹木葱茏，非常秀丽。山脊上有三块大石，相传大禹晚上耕田到这里，天明时停下，他的牛和犁便成了三块大石头。老百姓很迷信这三块石头，经常有人来向它烧香磕头，传说求它的人都会得到好报。李家沟的左右两边是两座小山，也长满林木，左青龙，右白虎，非常对称，好像一把座椅的两个扶手一样。
　　李家沟的前面是一条小溪，溪流上有一座小石桥，流水从桥下穿过，沿着竹林向东流去，直到安富镇后面，与另一条溪流汇合。溪水在竹林下流淌，清澈无比，游鱼可数。我们小时候在溪水中捉鱼嬉戏，其乐无穷。溪桥畔有一座小庙，叫龙王庙。如遇天旱求雨，便在庙侧搭台演大戏，一演就要演几十天，直到下雨为止。如果老不下雨，就把庙里的神像抬到桥上去晒太阳。据说菩萨最怕晒，没晒两天，他便请天老爷下雨了。为了感谢菩萨，演大戏还得延长几天。
　　李家沟大院坐落在山脚下，坐北朝南，背靠山梁，面对龙王庙，左右两面的青龙白虎小山下，有小到只能没脚的两条小溪流，潺潺的流水汇合后流到龙王庙前的石桥。大院的建筑全是瓦房，与周围佃户住的茅屋相比，一望而知它是地主的院落。当然，它比荣昌、隆吕各大乡镇大地主的院落要寒碜得多。那些大地主住的是庄园，他们一般是一大户住一个庄园。庄园前面是池塘，经过池塘上面的场地才能到庄园的大门。进大门又要经过三进才能走到后门。后面是花园，园内种有名花异卉，各种树木也都是很名贵和罕见的。一般在大门的两边，左右各有和大门一样庄重的一座门可入舍，也都是三进屋，与中间的三进房屋作陪衬。庄园所有的房屋建筑都是很讲究的，其中的陈设也都很华贵。以我姓郭的姑父家为例，他的庄园叫斑竹山，我小时候到他那里去，就常常走错房屋，对花园里的花木，大都认不出来。斑竹山在荣昌仁义镇还不是著名的庄园。著名的大地主庄园不但建筑更好，而且大都筑有炮楼，庄主养着许多家丁，昼夜在炮楼上放哨，以防盗贼、土匪和乱兵。
　　李家大院不能和庄园相比。但因大院住了二十几户人家，所以规模还是很大的。前后也是三进。由南向北，东西很长，有八九座门，进门后也是三进房屋，住着血统最亲近的几家人。正中的大门是很庄严的，门槛很高，小孩是迈不过去的，必须趴着才能过去。进大门后是一间大厅，叫下堂屋。从下堂屋过一座门后，是一个大天井，从天井两旁上台阶，才能到大堂屋。大堂屋确实很大，可以摆十来桌酒席。大堂屋正中是神龛，上面供奉着李氏祖先的神位。两旁靠墙有很长的条凳，每边的条凳都能坐十几个人。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清明节），全大院的男人都要来祭祖。平常则每月的初一、十五，各户都要有一个男人来上香。大堂屋后面是一间空房，也算一进屋，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后门不开在正当中，而是在旁边开一个小门，从后门出去，就到了后山。后山和房屋并不相连，中间有一个陡坎，必须从陡坎两旁的斜坡才上得了后山。后山上有十几株很大的黄颠树，这些树又高又大，小孩必须三四个人才能合抱得住一株。大树后面是祖坟，埋的是李氏从湖南郴州第一个来到李家沟的祖先。祖坟后直到山梁都是松树林。因为禁止砍伐，松林长得茂密，松树长得粗壮。我记得小时候爬上一棵松树，敢于让它摇摆而攀到另一棵邻近的松树上去。这松林山是李家大院的正后方，它的左面（东）是纸厂沟，整个山和沟都是竹林，用竹造纸，开了一个土法造纸的小型工厂，造出来的叫草纸，主要用作供死人在阴间使用的纸钱。
　　松林山的右（西）边是炭厂沟，这里有一个用土法采煤的矿厂。这个矿是我的曾祖父找到的，他是一个阴阳先生，会看风水，会使用罗盘（指南针），这个矿就是他用罗盘结合着那里的土质和生出来的蕨茎草等加以研究勘测才找到的。因为他有功，所以那个矿址虽不属我家所有，但我家在那个煤矿一直保有股份。我的大哥（李忠恒）失学时，曾在那个矿厂担任过司称（称量并登记每个矿工拉出来的煤，有多少重量），因为那里林深树茂，常有豹子出入（据说从前还有老虎），所以有时我会晚上去陪他。当听见豹子的吼叫声时，我们就把马灯开得大亮，拿着棍棒，准备学武松打虎那样打豹子。
　　从矿厂往上走不远，有一个岩洞，叫乌龟岩，又叫孝子岩，传说是大舜在那里饮水的地方。那里的泉水清凉凛冽，非常可口，恐怕当今的任何饮料都不能比拟。这里是到我外公（外祖父）住处鱼剑滩的必经之路，我们每次经过，都要饮此清泉止渴。从这里再往上去，便到了山脊上的三块石。这山脊是荣昌和隆昌县的分界线。我娘每到这里，都要休息一刻，并要去向三块石烧香。
　　我在青年时期，曾看过我们李氏族谱。我们这个李家属陇西李氏，北宋以前一直住在华北。到南宋时迁居湖南郴州。明末农民大起义，民谚说“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清初移民人川垦荒，用“湖广填四川”，我的祖先才从郴州到了李家沟。我们的族谱上有个辈分表，我记得的那部分是这样的：
　　友、景、子、大、至、原、师，
　　永、定、安、邦、兴、万、载。
　　元、曾、正、士、传、忠、孝，
　　显、祖、荣、宗、上、左、朝。
　　最早到李家沟的是李元×，很显然，他是元字辈。我的曾祖父比他晚一辈，名李曾光，他因为会看风水，找到了煤矿，所以也住进了李家大院。
　　太星寺
　　从李家沟往外走，经过龙王庙出去不远，就是兰家坝，那里便是平坝子了。从成都到重庆的“东大路”，要经过隆昌的李市镇到荣昌的安富镇，就要通过兰家坝前面的大坝子。我们所在的乡（五福乡）本想在东大路上成立一个集市（于李市镇和安富镇之间），但因它们两个镇相距不过30里，所以那个集市始终没有建成。东大路原来是石板路，后来成渝公路和成渝铁路建成后就废弃了。
　　从李家沟到东大路之间，紧靠兰家坝的东面，有一个孤立的小山头。那山头孤立在后面山梁的外边，很突出，成渝路上的行人一眼就能看见它。我们五福乡的人对它更重视，便在山顶上修了一座庙，叫太星寺。五福乡的乡公所，本想设在东大路的集市上，因为集市建不成。就把它设在太星寺里。
　　五福乡需要办一所学校（小学），因为太星寺位于五福乡的中心，所以学校就设在太星寺内。太星寺庙宇不小，把它的殿堂当教室，非常合适。两旁的厢房就作了灶房和老师休息的地方。
　　我7岁的时候，我家从安富镇上搬回李家沟，正是入小学的年龄，便到太星寺开始读书。那时的老师是我本家的兄长李忠彬（李质文）。他是本县的旧制中学毕业生，那时的旧制中学，四年制，不分初级和高级，比后来的初中程度要高，比起高中来又要差一些。李质文聪明好学，是县中的高材生，他各科成绩都是优等，在我们太星寺初级小学教书，显然是我们这帮学生的幸运。
　　我父亲是川东师范早年的毕业生，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本来在安富镇当完全小学的校长，因在本地的派系斗争中不得势才退居乡下。他这时也在本县清江场地界的一所小学教书，因为那里离家较远，有四五十里路，需要住校，所以他只把我大哥带去，而把我留在家里上学。他知道我的资质较高，初小一年级的课本我基本上已经会了，所以就要质文哥除学校课本外，还要教我读《五字纲鉴》。到二三年级后，还要我读“四书”，首先读《孟子》。质文哥对我要求很高，如果我会两句，他第二天便教我四句。如果四句都会了，他便教六句甚至八句。我见他对我越加越重，于是想办法对付他。只要每天读四句，我在背诵的时候就故意结结巴巴，既背不错，也背得不流利。这样使他无法往上增加。后来他看出我是故意捣蛋，便当着孔子的圣像面前，打了我的手心。我于是哭诉着说：背这些东西，你又不讲解，我不懂书里的内容，实在没意思，我以后不想读了，你叫我跳班吧。
　　我父亲和质文哥都不主张我跳班，于是开始向我讲旧书的内容。我记得他为我讲《孟子》时，讲得很生动有趣。他说：孟子见到了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吗？（原文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我对他的讲解很感兴趣，因此学习也很努力。到初小毕业时，我已把“四书”读完了，而且大部分都能背诵。这对我后来搞历史、研究文学，都很有益处。直到现在，我也很感谢我的质文哥。
　　从李家沟到太星寺，有5里路，每天早饭后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太阳下山时放学回家。这样每天要走20里，那时，我们都是光着脚板走路，到了夏天，在那石板路上走，烫得脚板很难受。有的富家子女娇气，家里便让他穿着鞋走路。但因大多数都是光脚，谁穿鞋，我们就羞他，因此，谁都不敢穿着鞋走路上学。他们都是把鞋背着走到学校后才穿上。放学时也一样，要到家门口才把鞋穿上。
　　太星寺也收女生，我们李家沟上学的女生不少。因为不拘年龄，所以有的女生年龄较大，甚至有十几岁的女生，还在读一二年级，我邻居的李忠荀，比我大好几岁，但与我同在一个年级，因为她长得胖，人们把她叫“冬瓜”，我也叫她“冬瓜四姐”。这位冬瓜四姐很笨，我初中都已经毕业了，她还在太星寺念初小呢。
　　我们李家大院的女孩子，因为家庭大都是小地主，决不肯嫁到农家去，都希望与较大的绅粮攀亲。但大绅粮家又看不上这些小地主家的女儿。于是我们李家大院便有不少的“老孤女”。她们找不到婆家，便信佛念经，有的还吃斋吃素。她们为了找经济来源，便学会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四川的大地主有不少囤积鸦片烟土，特别是云南出的“云土”，更是囤积的好对象。李家大院的小地主家由于本钱和势力都不够，所以多半囤积粮食等农作物。一般是秋后贱价买进，第二年青黄不接时高价卖出或借出，这样大体上能获利一倍。李家大院的“老孤女”在这方面很精通，我邻居的明三姐（李忠明）和偏四姐（忘其名，因为头有点偏，所以叫她偏四姐），就是很善于囤积和放债的“老孤女”。
　　太星寺小学有一架风琴（脚踏的），质文哥上音乐课，就用风琴定音和伴唱。他的歌唱得好，琴也弹得好，而且还会指挥，所以我们太星寺小学与周围的小学比赛时总是名列前茅。我们那时唱的歌，主要是《满江红》、《苏武牧羊》、《木兰辞》和《阳关三叠》等古曲，民间小调如《孟姜女》、《四季歌》等老师也允许唱。当《国民革命歌》传来时，立刻就流行开了，而且还教老百姓都唱。但它的曲调太简单，我们并不甚喜欢。黎锦晖的歌曲一时很流行，像他的《月明之夜》等歌曲，我们都很喜爱，但他的《毛毛雨》等曲，老师认为是靡靡之音，不许唱；可是街上商店里的留声机成天在放，我们听多了，自然就会唱；只要老师不在。我们就放声唱，特别是在路上，我们就专门对着女生唱。其实我们当时还是不到10岁的小孩，对什么“荷花刚展瓣”等歌词内容根本不懂，只因它曲调油滑，我们一听就会，唱起来不过好玩罢了。
　　太星寺当时还是乡公所的所在地，有时乡长要来办公。所谓办公，大多是问案，而问案又大半是拷问盗窃等罪犯。拷问罪犯时总要动刑，什么吊、打、压杠子、火烧、水烫以及扎针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男孩们喜欢偷着看，女孩们一听着犯人们的哭叫声就吓坏了，有的甚至也哭喊起来。质文哥对在学校里审问犯人，把学校当作法庭很不满意，就发动学生（特别是女生）起来反对，不成：又发动学生家长反对，不成；又告到县教育局，最后终于胜利。乡公所问案，后来就不得不改到别的地方去了。
　　安富镇（烧酒坊）
　　安富镇原名烧酒坊，以红高粱酿的烧酒著名，后来因为商业发达起来，成为成渝路上两三个大镇之一，因此才取名安富镇。它与内江县的椑木镇和璧山县的来凤驿齐名，是“东大路”上一个重要的驻脚点。镇上街道东西长达5里地，比四川一些小县城的规模还要大。它与荣昌县城可以媲美。因为它与县城分据全县的东西两半部、和县城形成两股势力，人们便把县城的那股势力叫做“城帮”，把安富镇那股势力叫做“烧帮”。
　　城里有县立中学和简易师范学校，烧酒坊便成立了私立棠香中学和私立开智女中（都是初级中学）。城里有官办的银行，烧酒坊的棠香中学便办起了棠香银行。总之，城里有什么，烧酒坊也都有什么。而且，四川在军阀混战时期，成都和重庆总是被互相对抗的两派军阀所分据，而安富镇常是成渝两方的分界线。镇内有一个著名的旅馆——大公馆，常常是双方谈判的地方，双方的代表大都同住在这一个旅馆内。其实他们常常是熟人，虽然代表着对立的双方；而双方对立的军阀也都是熟人，只因一时利害不同便打起仗来了。例如1930年前后，刘文辉据成都，刘湘据重庆，他两人还是叔侄关系呢。刘文辉是刘湘的么爸（最小的叔父，不是亲叔父），但1932年的“安川之战”却成了四川军阀最大的一次内战。安富镇常常是内战的爆发点，又是内战的终结点（很像50年代朝鲜的板门店），双方在那里打几枪就走开了，它受到的破坏较小。荣昌城则不然，它是成都方面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也是重庆方面向前进攻的前锋部队和辎重的集中地，所以不打仗则已，一打仗总要受到较大的损失。因此安富镇愈来愈繁荣，烧帮的实力完全可以和城帮相抗衡。而且，双方逐渐把全县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彼此各守疆界，不许侵犯，就像四川各军阀的防区一样。

序一
序二
前言
续前言
故乡·童年（1918-1930·四川荣昌）
李家沟
太星寺
安富镇（烧酒坊）
大观小学
荣隆场·蒋姑爷
全县会考和考棠香中学
相亲
九一八之忆（1931·四川荣昌）
邱老师的运动经
“不抵抗将军”
到城内去游行！
演戏募捐
一·二八之忆（1932·四川荣昌）
古桥送别大哥
一·二八抗战
大哥之死
《回春之曲》
感怀
风雨巴山（1934-1935·四川重庆）
布衣协会
众志学会
雨后凭栏
重庆学生哪里去了？
学生救国联合会
学联活动的展开
绝不交印
被川师开除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别了，重庆
反“扫荡”的回忆（1942·晋冀豫）
二月扫荡
五月大扫荡
左权将军之死
扫荡之后
中共北方局整风记（1941-1943·晋冀豫）
彭德怀走了
邓小平来了
难忘的1945年（1945·河南濮阳、杞县）
太岳区所闻
赶回北方局
直下中原
在濮阳的争论
难忘的奇遇
赶赴豫东
在杞县工作
大李庄坐村
抗战胜利
重返太行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1946-1948·河北永年）
怎样看暴行
试胆量
施庄坐村
参军与战勤
全国土地会议
冶陶会议
解放永年
开门整党
生产推进社
与任弼时的三日长谈
告别永年，重访永年
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1952·北京）
范长江到人民大学
党组紧急会议
劝阻学生请愿游行
“三反”和“反三”
各单位作检查
反贪污、打老虎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
反右亲历记（1957·北京）
吴老（玉章）救了我
引蛇出洞
林希翎与葛佩琦
八角亭编书记（1956-1962·北京）
近代史时期的划分
进驻八角亭
历史研究遇上“大跃进”
贴满大字报的讨论会
反“右倾”大关
编书组最满意的一年
1961：大功告成
陪绑的毒草
蓬蒿满目八角亭
“四清”记（1965·甘肃张掖）
刘少奇讲话
去甘肃张掖
“四清纪律”
在老乡家
三餐都是稀饭
只动口，不准动手
短暂的欢愉
高台考察
过一个“四清年”
边塞好风景
《二十三条》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附录一
八十感赋
廿载重逢
我的好友王方名
雨歇凭栏——怀念李成之
挽邹鲁风之死
附录二
李新生平简介
附录三
赤条条来，复赤条条去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