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教育我们永远以人民利益为重<br> 伯父周恩来是我人生的楷模。他经常教育我们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职业选择上，他要求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特权思想，要首先想到人民的需要，服从国家的利益。<br> 我自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伯父的家中，两位老人总是对我们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br> 1949年，进西花厅那年我12岁，大弟秉钧7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父、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要按他们的意思去办。<br> 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谁就兴高采烈地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妹妹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噘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十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封短信：“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秉钧”。然后，他在信封上写道：“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随手扔进了邮筒。<br>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上来。她搂住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是我忘记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权力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父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秉钧点点头。<br>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忙打个电话？为什么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br>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五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秉宜的小名叫“咪咪”）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咪咪叫不说话嘛！<br> 1949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父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父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父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她。<br> 当然，五六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父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也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br>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父主管。他经常是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不吃饭。谁去劝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这时，小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一只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走进办公室，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父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父非常熟悉这个小侄女的威力，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br>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父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记得是侯波，抓住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问凝固成永恒。<br> 1949年刚进城时，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父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德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舞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的，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父莫属！我始终认为，我伯父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父一到场，他几乎再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br> 1952年我初中毕业前，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看到她培养的小学生长大后成为医生、飞行员、演员、工程师、教师、音乐家等各行各业人才，非常有意义。想到我们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而他们都要从小学起接受教育，感到做小学教师这行业是非常神圣的，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伯父伯母非常支持我。北师毕业前，许多同志报考师范大学，而我在伯父多年教育的思想基础上，在作文中分析说：当前我国还有许多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师资队伍不足，因此我们应立即投入到教师队伍中，使更多的儿童有机会入学。学校党支部肯定了我的意见，并发展我加入了党组织，伯父听了很高兴。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郊区农村小学当老师。<br> 我在农村小学刚工作了两个月，因政治运动需要党员，区委就把我调到机关工作。伯父听了很不情愿，他希望我在最基层工作。现在到了<br>区委机关，他担心是因为他的关系而照顾了我。我告诉他是因中小学教师中党员很少，才找到我的。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不能直接去干涉你们基层的工作安排呀！”<br> 我在朝阳区委工作了10年后，跟随丈夫调到西安、贵州工作了9年。1974年空军又把他调到北京，我在得到随军调令后回到北京。当我们去看望伯父伯母时，他们很高兴。但同时伯父又问：“你们出去几年，现又调回北京，是不是因为照顾你们是我周某人的亲属？”<br> 伯母在旁提醒道：“你别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她还是军人家属。”伯父这才作罢，不再“审问”。<br> 二弟秉钧，1961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他已人围参加体检。这时伯父找他去谈话，问他：“万一体检不合格，当不了飞行员，就去服兵役怎么样？”秉钧没有思想准备，原想当不成飞行员，就去考清华，他愣了一下。但他从小崇拜伯父，他知道伯父要求自己做的事，总是对的。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伯父用眼睛盯着他，进一步追问道：“不考大学啦？”秉钧肯定地说：“不考啦！”这时，伯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对秉钧说：“今年农受了灾，需要很多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人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这样还可以减少城市口，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结果秉钧入选做了飞行员，当了兵，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没有实现他上大学的愿望。<br> 同样是侄辈们的当兵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伯父又有了不同的要求，原则只有一个：我们个人的行动，要服从形势的需要，服从国家的需要。1968年五弟秉和（16岁）、六妹秉建（15岁）先后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伯父伯母积极支持他们。他们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甚至危险，但他们精神状态好，都人了党。1970年底征兵时，他们都被基层组织推荐，经过正常手续入伍。他们都高兴地向伯父伯母做了汇报。因当时解放军的威望最高，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并且在生活上可以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伯父伯母在听到他们参军的消息后，第一句话是要求他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延安，回到内蒙古！谆谆教诲他们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并帮他们办理了离队手续。他们又做了普通的农民和牧民。<br> 最后，在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陆续回城后，秉和在农村10年，1977年考入清华。秉建在蒙古包生活、劳动10年后，考入内蒙古大学学习蒙文。又根据伯父的要求，在内蒙古找了一位蒙族青年成家立业，共同改变边疆的落后面貌，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她与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秉建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26年，1994年被组织上调到北京工作。<br> 同样是做农民的事，在四弟秉华的志愿上也有体现。秉华1965年高中毕业，在他读高一、高二时，社会上就宣传了邢燕子、侯俊、董家耕等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做社会主义新时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事迹。秉华与一些同学深受鼓舞，酝酿着高中毕业后，去山西曲沃县当个有文化的新农民，去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伯父知道他这个想法后，在1964年8月的一次家庭会议上，讲了“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生活关）。在说到“生活关”时，伯父讲“秉华要去农村做农民，好，我们支持你！”但秉华高中毕业时，却应征参了军。<br> 三妹秉宜从小喜欢文学和美术，在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没有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而是报考了实用性较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伯父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实用，你可以在我国出口商品的包装装潢上好好下工夫，改变我国商品质量好、包装差的状况。<br> 总之，经过多年的教育，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他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带头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做个普通劳动者！这就是伯父一贯“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br> 伯父的这一对亲者严格要求的原则，是贯彻始终的，他从内心深处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br>我们兄妹四人的参军史<br> 我们亲切而敬爱的七妈——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这段话，对我们兄妹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诚恳，那么语重心长。从我们懂事起，几十年来，伯伯和七妈就教育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能因与他们的关系而招摇，更不允许以此要求组织上照顾。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七妈留下的遗言，仍然是这样要求我们。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也已有四人退休了。我们可以告慰两位老人的是：“几十年来，我们遵循了您的教导，各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正直做人。”<br> 我们六人在成年之前，都曾或长或短地住在伯伯、七妈家。回到父母家后，也经常去看望他们，间或也在他们那里小住。因此，无论是从他们对我们的直接教导中，还是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中（诸如他们对事务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和关怀，对一些现象的评论和看法等等），都无形却又极大地影响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规范着我们的思想方法和言论行为。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典型事例，令我们永志不忘。这里所说的我们兄妹“参军史”便是我们记忆犹新、对我们的成长影响颇深的故事之一。<br> 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干涉”，我们各自的“参军史”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情况。<br>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伯伯“请”我去一趟？我带着疑惑的笑容看着她，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地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我觉得事情是严肃的，自不敢怠慢。<br> 第二天，6月25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br> 伯伯先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清华无线电系。”“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自认为问题不大。<br>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br> 伯伯表情认真地问：“你为什么原来不对我说，我是前几天听你姐姐说才知道的。”<br> “我原来认为这是千里挑一的事，很难通过体检这一关。”<br>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br>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仓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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