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日本使者的晤谈中,李鸿章不但直接感到他们“礼貌词气均极恭谨”,而且对其说词起码在表面上也没有表示多少疑义。日本使者说,他们国家为英、法、美诸国强逼通商,受尽欺负,心怀不服,·但力难独抗,与中国最为邻近,所以来求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共同对敌。来使中竟还有人前几年在上海、南京察看过李鸿章统带的淮军的军容,这时也故意大加赞扬一番,并且表现出艳羡之态,目的自然是为投李鸿章所好,以削减他的戒心。
是李鸿章全然为其迷惑了吗?反正他是明确主张接受来使“议约”诉求的。
其实,表面似乎“懵懂”的背后,也有着李鸿章不乏深意的考虑。在他看来,日本“求约之意”已非一日,于今志在必行,他对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立之约早已烂熟于胸,拒绝与它议约,恐怕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做到的,再说,若拒绝了,他即会借英法等列强国家为之诗张,到那时,允之则示弱于它,不允则必肇衅于欧美列强,致使“在彼转有唇齿之同,在我愈无牢笼之方”,与其如此,“不如由我准其立约,以示羁縻”。他认为,这样对日本,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并且特别强调说,“其条约尤须妥议另订,不可比照英、法、俄一例办理”。可见,在李鸿章的心目中,是想顺水推舟地借订约对日本施行“羁縻”策略,联络它以利于与欧美列强对抗,而避免它被欧美列强拉去,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更趋被动。当然,清朝对西方列强的屈辱妥协之举,惯常也是以所谓“羁縻”(本系“笼络”之意,这里还不免带上“施恩”的滑稽色彩)为托词的。不过,从李鸿章申明的与日订约的具体主张看,实际上是争取订立平等的双边条约。既然如此,他这里所说的“羁縻”,恐怕就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屈辱妥协”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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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