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教授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书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用朴素的文笔写自传而不是用华丽的文字搞文学创作，书中只求写实，绝不夸张，也不掩饰作者自己的真情。他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应该做到坦率和诚实。” 《写我自己》由作者裘法祖教授自己执笔，他要的是真实、朴素、平直的回忆，不是浓笔五彩的传奇。
　　94岁高龄，仍然是百忙之间抽空写作。他写了他的老家，回忆童年到少年，写了同济大学的医学生，写了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的生活经历，写了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感受，怎么样开始他的外科生涯，回忆了在Bad Tolz市工作和生活，讲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磨练，回顾了编著《黄家驷外科学》的全过程，经历了从小家变成了大家……

　　一、我的老家
　　我的祖父是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个农民，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活。有一年的春天，我的祖父给地主家下田犁地，他的脚在水田里被割破了；当他扛着犁回到地主家，告诉他脚割破了，地主只是关心他的犁弄坏了没有，根本不理会我祖父的伤情。一气之下，我祖父便从绍兴来到了杭州，干起了弹棉花的帮工。他省吃俭用，慢慢地有了一点积蓄，便娶了妻，成了家，自己开了一家弹棉花店。他们生有四个男孩，三个女孩，我的父亲是老大。祖父深知弹棉花这份工作的辛苦，不愿让我父亲再做这样的事，便要他去读书。后来，我父亲考中了晚清的秀才（也可能是贡生）。他的三个兄弟，继承了祖父弹棉花的生意，每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弹棉花店。
　　我的父亲叫裘支春（1871～1959），享年88岁。我的母亲叫何银凤（1872～1933），杭州艮山门外彭埠镇人，家中有几十亩地，种桑树和种中药乌玄参；按现在的成分说法，算是中农。我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但非常能干。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很听我母亲的话。我母亲与祖母的关系处得不很好，于是母亲坚持要父亲从大家庭里分出来，在皮市巷南口3号一个弄堂里（敬业里）租住了房屋，弄堂里有一口井，井旁有一棵大树，再进去就是住房。我父亲就在家里开办了私塾，做了教书先生。房子虽不大，但每天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母亲白天操持家务，晚上便在煤油灯下给裁缝店做针线活，贴补家用。我就是在这个弄堂里出生的。1947年我回国后还去探望了一次。现在这个地方已建成了一所大旅馆，叫做“香溢大酒店”了。
　　皮市巷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巷子，分上、中、下皮市巷，据云过去在此地制造进贡用的皮革而得名，皇帝用的皮货曾堆放在皮市巷里。上、中皮市巷交界处，有一口四眼古井，井水非常清凉。记得在大旱天，母亲和我的姐姐们总在清晨四五点钟去提取井水。这种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这口四眼井已被定为古迹保护起来了。
　　我父亲教书很认真，有良好的口碑，使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厉子显得小了，不够用了，于是父亲把家搬到了上皮市巷和中皮市巷交界处，即皮市巷51号。51号房子比较大一些，占地有100多个平方，是我父母亲自己设计用木材建造的。长长的一排二层楼屋，建在二座高墙之间。下层的前面二间（客厅、书房）是新建的；后面的二间（吃饭间、储藏间）是本来旧的，用人工抬着移到后面去的。新旧房间连有一条走廊和楼梯，房屋左侧贯穿着一条约二米宽的小路，可以堆柴、炭用。屋前，屋中，屋后各有一个小天井，中间的一个天井还有一口小水井；炎夏我们常将西瓜用网网着吊下去冷却，是一个宝贵的“天然小冰箱”。楼上的四间房都是卧室。我父母亲虽然不懂建筑，但会自己设计，自己督工，且较合理。这个土建的木材房屋一直到2001年才拆迁新建，也就是说保持了85年之久，可算是一个小小奇迹了。
　　1933年夏的一个早晨，母亲自菜市归来，就说肚子痛，当时请了杭州有名中医和西医诊治。一位姓王的西医，说要炒热了盐，装入布袋中敷在肚上。母亲发烧，不能吃也不愿喝水，肚子膨了起来，后来在右侧大腿上端破口了，流出了大量脓液。就这样痛苦折磨了40余天后逝世了。现在想来，母亲患的是急性阑尾炎，穿孔后形成局限性脓肿和麻痹性肠梗阻，最后脓液沿着腹膜后腰大肌，在右侧腹股沟下方隐静脉窝处破口流出。我当时正在读医预科，学习德语，当然没有医学知识。那时既无抗生素，又没有输液，连生理盐水也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去世了，享年62岁。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医疗状况。
　　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有四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我是老七。
　　大姐裘因梅（1895～1974．）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教地理、历史，兼任合监。她没有进过学校，完全是自学成才。她婚后不久，丈夫就患肺结核去世了，没有孩子，她一直守寡，没有再婚。她抱养了一个儿子，取名裘华恩；日军侵华时，全家逃往金华的船中，他被日军飞机扫射而死。后来，她领养了一个二岁的远房孤女孩，智商较差，抚养她成人、成家。大姐一生清苦，但她是解放后杭州第一个退休的教师；当时杭州教育局还敲锣打鼓送上退休证书。
　　二姐裘修梅（1899～1983）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当时我父亲教书的正则中学对面住着一个美国传教士，叫John，中文名也姓裘，很喜欢我二姐，当她是干女儿一样，因而送她上了沪江大学。她做过上海妇女协会干事，还做过浙江定海县中学校长，期间曾与定海县县长、中共地下党员吴山民结婚，因感情不合离婚；后与福建厦门自来水公司经理汪受田（号艺农，知名的辛亥老人）组成新的家庭。吴山民，曾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助手，后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二姐没有孩子。1936年底我出国留德完全是我二姐资助的，包括赴欧洲的船票。1983年她84岁时患直肠癌，在杭州浙江中医学院未获根治手术去世；如果当时她能到武汉来手术，或能延长她的生命。至今我仍感到万分内疚。

一、我的老家
二、回忆童年到少年
三、同济大学的医学生
四、从上海到德国慕尼黑
五、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六、开始我的外科生涯
七、在Bad Tolz市工作和生活
八、惜别慕尼黑回到祖国——上海
九、真诚的爱
十、回到母校，也有了一个和谐的家
十一、在“中美医院”任外科主任的七年（1947～1954）
十二、奔走在上海——武汉之间的四年（1954～1958）
十三、告别上海，定居武汉
十四、下乡巡回医疗
十五、在文化大革命中磨练
十六、经受了六个小时的抄家灾难
十七、下宜都在“斗、批、改”的旋涡中
十八、编著《黄家驷外科学》的全过程
十九、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二十、阔别三十年，重访第二故乡慕尼黑
二十一、开展外事工作
二十二、器官移植开展+脑死亡
二十三、改革开放来的外科工作
二十四、我的小家变成了大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