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字更适合于文学批评，而不特别适合于学术研究。但是，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一定要摈弃性灵文字吗?性灵文字在语言层面的美感，在思维层面上的直觉判断力，有时恰恰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敏锐的发现。

    第一章 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为中心
    新时期伊始，对于教条主义惯性思维的突围与固守，1979年发生在思想界、鲁研界的关于鲁迅研究是否也有“两个凡是”问题的论争具有普遍性。
    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茅盾的一篇文章《答记者的访问》。其中，两段话语非常尖锐。茅盾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鲁研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争论得非常激烈。特别是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著名作家、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和资深鲁迅研究专家、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更别具意味。
    对于这场论争的价值判断，多少年过后，研究者大多持有公允的评价。鲁迅研究史料家陈漱渝这样评价道：“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鲁迅生前就撰文反对神化任何个人，并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纸糊的假冠。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①近年来，对新时期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徐庆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④
    这些观点表明：在时间的流逝中，研究者已经祛除情绪化的因素，对这场论争进行客观、全面的评述。类似价值判断的观点，不再赘述。本书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评判这场论争，而是试图回到当时论争的现场，辨析论争双方从意识形态话语中突围的努力和限度。或者说，回溯这场论争，是为了叙述并分析论争双方如何一面突围，一面秉持批评的双重标准。当然，由于这场论争关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个人问题，即便时间过去多年，作为这场论争的“局外人”，无论多么想还原事件本身的原貌，都是不可能的。即便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也认为：“现在这些事情说不清楚，有些事情宜粗不宜细，搞细了也不行。”③这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时间之中浮现出来的史料，尽可能地描述并分析这场论争的话语生成、话语中的意义以及这场论争的当代意义。
    客观地说，茅盾的《答记者的访问》固然承当了“反对‘神化鲁迅”’论争的导火线，但这篇文章的写作动因却隐含了论争双方的许多历史记忆和个人记忆，即关于左翼革命阵营内部的由来已久的分歧。这正是这场论争难以梳理和分析的地方。
    先考察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的生成动因。这篇文章的生成首先源自国家意识形态解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文化大背景。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同年7月21日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从此中国当代社会进入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新时期。不过，茅盾在这个时刻发表这篇文章还有他所感知的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即《答记者的访问》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还源自冯雪峰在“文革”时期写出的交代材料《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①（以下简称《材料》），可以说，《答记者的访问》的论争过程已经有学者徐庆全进行了细致梳理，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并解读从“两个口号”的论争到“反对‘神化鲁迅”’论争的演变脉络。
    “文革”结束，劫后余生的文学艺术界若想获得新生，必须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重新评价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为周扬、夏衍等曾经主张的“国防文学”正名。因为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两个口号”之争，清理了周扬、夏衍等左翼阵营内部最后一批有碍他们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文艺界领导人。于是，在复出的周扬的主持和努力下，“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逐渐被重新理解。

序言
绪论
上篇 集体性鲁迅
第一章 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
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记者的访问》为中心

第二章 鲁迅诞辰100周年背后话语的认同与裂隙
第一节 以仪式的形式悬搁记忆
第二节 周扬的报告：由“代言”到错位
第三节 1981年的中国知识群体：战栗的启蒙者之梦

第三章 精神文化视角下的鲁迅：主体性回返的恒与变
第一节 重审《杂文报》《青海湖》风波：主体意识的纷纭投影
第二节 转型的“镜子”：“实践性主体”的文化想象
第三节 转折的“探寻”：“精神性主体”的自我隐喻

下篇 个体性鲁迅
第四章 个体生命的复杂性探索
第一节 鲁迅诞辰110周年：梦幻期的终结与分化
第二节 现代知识者鲁迅与悖论的“自我”——以汪晖的“概念清理”为中心

第五章 个体生命的多样性读解
第一节 神圣与世俗：两种理想主义的对峙
第二节 退居书斋的学人思路：“学者”鲁迅被重构的逻辑与悖论
第三节 叙述学和细读的升温与冷却：形式本体鲁迅的探索

第六章 反思、理解与对话：“后启蒙”知识分子鲁迅重构的演变
第一节 从“被同化”到反思：“精神性主体”的深化
第二节 从想象到理解：“实践性主体”的低调转换
第三节 从反思到体悟：张梦阳对鲁迅“人学”思想的阐释言路
第四节 从独白到对话：“后启蒙”年轻知识分子对鲁迅原质的解读——以孙郁的鲁迅重构为个案

第七章 世纪之交越界的解构和重建学理新秩序
第一节 《收获》风波：新意识形态下的解构行动
第二节 鲁迅诞辰120周年：新意识形态下的低调整合
第三节 鲁迅研究的学理思路与鲁迅学的建构——以2004年“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第四节跨文化视阈下对“东亚鲁迅”的阐释——以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