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
胡兰成是村商的后代，所以灵活机变——苏青是举人的后代，所以灵秀从文——张爱玲是没落贵族的后代，所以遗世独立
胡兰成的祖父胡载元是开茶栈的。用机器加工茶叶，生意一度做得很大，“账房间及老司务”每天的开销就相当于购50斤猪肉的钱，胡村的大石桥也是胡载元领头捐款建造的，可见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富户。今日胡家老屋破败不堪，但仅从宅楼栏杆上精雕细刻的凤凰与松鹤图上，也可看出当年的确不是一般农村人家。
苏青的祖父叫冯丙然，字止凡，曾中举人，1902年任本乡村塾敦本小学校长，1904年始任宁波府中学堂校长，直到辛亥革命前。他还创办了《四明日报》，并热心建铁路，开公立医院，曾任杭州副参议长。
这样身份的人在家乡如何受人尊重不难想象，苏青曾如此描述：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做浣锦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日浣锦桥。在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桥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的，薄薄铺些白云。我眼不转晴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地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苏青的祖父、外祖父结亲，两家还比较般配。外祖父虽是一个不第秀才，不工八股，却爱做诗到痴迷的地步，与冯止凡是可以有共同语言的，而且他让女儿读书，也与冯止凡主张女子识字相合。
相较于苏青胡兰成，张爱玲的家世最为显赫，所以可以上溯得更远，事迹更多。张爱玲的祖父叫张佩纶，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张印塘祖父叫张栋，是个秀才；张印塘的父亲张灼连未能博得任何功名，但他儿子张印塘则超过了祖父，做官了。张印塘字雨樵，嘉庆二十四年（1819）乡试，得中举人，但其后遇阻于往状元去的第一道关——会试。好在乾隆年之后，朝廷大概是意识到了人才资源的珍贵，为使举人出身的人多条出路，规定每六年挑取其中形相端正、善于应对的人加以录用，获得会试一等的人任知县，获得二等的人任教职，叫做“大挑”。张印塘总算获了一等了，被分到浙江，先做过几个县的知县，继而升任温州知府，后调到安徽。
张印塘56岁那年在安徽按察使的任上，奉命驻守安庆。太平天王洪秀全派了他的妻弟赖汉英与石达开的堂兄石凤魁率军西征，打到安庆，张印塘弃城而走，被咸丰帝降旨革职，留营戴罪自效，后又一败再败，次年病逝。
张印塘身后留下三位妻子田氏、毛氏、李氏，及六个子女佩经、佩纶、佩绂、佩绪（两个女儿不知其名）。田氏不育，李氏似也未生。张印塘一生共生过七个子女，一个儿子早天。张印塘去世时，张佩纶7岁，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大家人在战乱中不得不离乡背井，随印塘的弟弟辗转浙江、江苏各地，最后在苏州定居下来。
张佩纶少小苦读，十年寒窗，终于博取功名。于同治九年（1870）赴京参加庚午顺天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升为署理左副都御史。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清流党“四杰”的事迹，以及迎娶李鸿章千金的佳话，为我们所熟知。
张爱玲的外祖父叫黄宗炎，也曾中举，后被乃父黄翼升捐了道台，赴广西出任盐法道，不久却因染瘴气而亡，留下一对男女双胞遗腹子，即张爱玲的母亲和舅舅。黄翼升字昌歧，湖南长沙人，行伍出身，屡建战功，先后兵归曾国藩、李鸿章指挥，长江水师建立时，即蒙曾李二人举荐，出任提督。后即在南京定居，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在南京出生的。
胡兰成的祖父死时，胡兰成的父亲才18岁，胡兰成没见过祖父，他只是对祖父开茶栈那般生意红火，“这种世俗的热闹至今犹觉如新。”他对民间与世俗的亲切感，不知是起于遥想祖父当年，还是受祖父遗风的影响？
张爱玲对祖先了解的渠道要比一般人多些。胡兰成想要打听母亲的姓名都不容易，张爱玲的父亲、姑姑口风虽紧，但有跟了几代人的老佣人，有爱打听的弟弟，还有那么多七姑八舅的亲戚以及文集、史书、小说，来源多着呢。
也许张爱玲当年不过是年轻人少，有追先怀古情怀，而并非玩物解脱。张爱玲晚年时就态度有变，她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倒是胡兰成，也许仅从抚视老屋栏杆上的凤凰松鹤图，就真的解脱了兴亡沧桑？他在《今生今世》中道：“今我飘零已半生，但对小时的事亦只有思无恋，等将来时势太平了我亦不想回乡下去住，惟清明回去上坟是理当。”比张爱玲要一贯到底。
对于自己的爷爷公公一辈，张爱玲胡兰成到底因未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过，感情有也有限。苏青就不同了，她在外婆身边长到记事。外婆的呵护自不必说，外公她虽未见过，但外婆家里还保存了外公的书房和物什，感觉还是亲切的；后来又到祖父母身边生活数年，饱受祖母的慈爱、祖父的宽容与谆谆教导。单从得到的爱来说，苏青就要比张胡二人多得多，所以成年后的苏青相较于张胡二人，心底最明朗而简单。
父亲
前清遗少的张廷众满腹经纶，一身恶习，张爱玲对他也恨也宽容——留洋归来的冯松雨学问不低，毛病也不少，苏青说来都是气——家道中落的胡秀铭聪明勤劳，胡兰成对他又敬又爱
苏青的父亲名冯浦，字松雨。在苏青出生后不久，他争取到一个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名额，越洋赴美留学。苏青在散文《说话》中有言：“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
庚子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次年9月清政府与侵略者议和，签订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被勒索巨额赔款。按中国人口数每人赔白银1两，共计4．5亿两，自1902年起，至1940年止，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需赔款9．82亿两，美国分得超过7％的赃款。1906年，有个在中国传教、经商了30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向总统罗斯福进言，说若以庚子赔款使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受教育，美国将受益无穷。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对史密斯的见解深为赞同，他在提供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里也苦谏道：“如果美国在30年前能将中国青年学生吸引来受美国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在知识与精神上圆满而巧妙地支配中国的领袖、控制中国的发展了。为了扩大精神的影响，牺牲点银子是值得的，也是合算的，而且收益非常可靠……”
总统依计而行，当年便由国会通过立法案，正式决定于次年退还赔款余额，以此作为中国建立学校及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学杂费等。中美两国因此商定，头4年每年派100名学生留美，第5年后每年派50名学生。
留学生名额按各省所付赔款数目分配到各省，自1909年开始赴美，每年一批，逐年顺推。冯松雨于1914年留洋。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个怎样遥远而充满魅力的国度呢？与冯松雨同船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后来做了教育家的陈鹤琴这样写道：
那时美国这一个美丽的国家在我心目中，确是人间天堂呢！听说人民是非常勇敢的……听说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又听说人民的知识也是很高的……
又听说世界最大最高最多的东西都在美国。最大的大学要算纽约的哥仑比亚了，学生在三万以上呢……
听说要发财到美国去．要读书也到美国去，要看奇闻观壮，到美国去。要吸自由空气，也到美国去。那时我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自由国家，不觉神驰心往了。
放洋的日期是8月15日，留学生们由上海招商局码头登上了该局自置邮船“中国号”。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行的。
全部航程长达半个多月，同船赴美的除了陈鹤琴外，还有陶行知。陈鹤琴记录了诗意而惬意的船上生活：
早晨可以看旭日东升，傍晚可以看红日西沉。海涛像山似的白涌碧翻，飞鸟像箭似的冲浪排空。还有即海鸥成群。翱翔上下……船中生活也是非常快乐，一日六餐：三餐大餐，三餐茶点，我们百余人吃得胖胖的，有点像猪猡了……每餐的餐单总是印的满满的外国菜名。有时候，菜名来得古怪，我们一点都不认识。我们只好从菜单天字第一号吃起，一直吃到点心为止。我们先吃清汤。吃了清汤，再吃混汤。吃了鱼，又吃虾。吃了猪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鸡，又吃野鸡。吃了蛋糕，又吃冰其淋。吃了茶，又吃咖啡……船上不但吃得痛快，玩也玩得起劲。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掷绳圈，抛圆板。晚上弹琴唱歌，着实热闹。
8月底船抵檀香山，有华侨代表前往欢迎。他们上岛作短暂停留，在华侨的带领下，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水族馆，而后登船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9月7日他们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第二大城市、美国西部金融中心即对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旧金山结束了水上旅程，中国驻美领事、华侨代表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中西干事都前往迎接。
宴会之后，大家到斯坦福大学参观。次日全体师生乘火车一直律东，去芝加哥。中途他们又在盐湖城下车，改乘汽车去游览美国著名的大盐湖，参观了马尔门教堂，然后回到火车上继续前行。行程横贯了大半个美国。9月13日抵达密执安湖畔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萝加哥后，大家在此各奔东西：大部分同学继续往东去纽约，冯松雨是其中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老牌的私立名校之一，坐落于美国东海岸的第一大城纽约，在市中心曼哈顿的西面，建校时间比伊利诺大学早113年。最初取名为“纽约学院”，两个月后英王查理二世钦定校名为“王家学院”；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校名改作“哥伦比亚学院”；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校园内已从一所哥伦比亚学院增为10所，校董会遂将校名改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但直到18年后的1912年，新校名才经纽约州政府批准，正式付诸使用。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显赫，校友中有罗斯福总统与两届副总统。名师也辈出，冯松雨在哥大时的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是哥伦比亚校史上一位杰出校长，后于193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吸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冯松雨人校次年，胡适、陶行知均辗转来此，同期在读的还有宋子文、孙科，以及后来做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大约在苏青5岁时，冯松雨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起先在汉口中国银行里做事，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做了经理。
当时大概是苏青父亲事业的顶峰时期。苏青记得那时“父亲的朋友很多，差不多每晚都有应酬，母亲把我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每晚跟着他们去吃大菜，兜风。父亲常叫我喊黄伯伯张伯伯，在客人前讲故事唱歌，‘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父亲指着我告诉客人”。
冯松雨原本是想好好培养这个女儿的，尽管基本目的是光耀他的脸面。他曾对苏青的母亲说，他要让苏青读到大学毕业，还要请一个家庭教师来教女儿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以备将来有机会可以作一个公使夫人。可是他永远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不是苏青嫁得不对，而是他尚未等到女儿出嫁的年龄——苏青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银行倒闭，不久他就病故了。
张爱玲的父亲叫张志沂，号廷重（又廷众），是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儿子。凄惨的是，他与乃父同样7岁失怙。他未像苏青的父亲那样留过洋，并且因妻子是个“学校迷”（张爱玲语）一而且迷的是洋学校，便反感着留洋的人；连带着反感新式学校，不大情愿儿女去那里上学，宁愿为他们请来私塾先生，在家里施教。连他学的英文当年也是请了教师到家里来授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前清遗少，对新社会有一种拒斥心理；另一方面也因他自己受的是完整的旧式教育，满腹经纶在身。虽然他绕室吟哦一唱三叹令女儿看了为他难过，因为他的旧学在新时代几乎是一无用处；但他也不认为是他的知识不合时代，而是人心不古。他对旧式教育是既留恋，又自负的。
正像银行学出身的冯松雨对苏青精明于生意有遗传一样，张廷众饱读诗书，对张爱玲走上作家之路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他又雅好藏书，张爱玲7岁读的《西游记》，十三四岁读的《海上花列传》，早些时读的《红楼梦》，都是他的藏书。他还曾“破例”给了女儿4块钱去买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让女儿在他的书桌前读《胡适文存》。这些著作几乎令张爱玲痴迷了一生。
过去的人都看重文章，把会写文章视作人的一大优点，直到今天，“才子”的定义还只是指有文才的人。张廷众好文，因此对女儿少小时就表现出的文学方面的兴趣相当看重。有次在寒假里，张爱玲模仿报纸副刊的样式编了一张“家庭副刊”，内容是自家琐事杂闻，版面图文并茂，均出自她一人之手。张廷众见了十分高兴，有亲友上门，他便将作品拿给客人们看，嘴里道：“这是小焕做的报纸副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张爱玲读过了《红楼梦》，对红楼故事人物很感兴趣，于是便将其借了来，敷写了个颇有鸳鸯蝴蝶风的章回体小说，取名《摩登红楼梦》。摩登者，时髦也，系将前朝故事现代化，将古人在现代的生活里再活一次，近如“戏说”，令人忍俊不禁。比如写秦钟与智能如何坐火车私奔，自由恋爱而结婚；贾母如何带了宝玉及众姊妹去西湖看水上运动会，还吃冰淇淋等等。《摩登红楼梦》被装订成上下两册，一共六回。张廷众饶有兴致地代拟了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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