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
　　司马迁撰写《史记》，最终的目的是想“成一家之言”。在他的著作之中，却存在着两个地方提到“成一家之言”。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最终所说“以拾遗补薮艺），成一家之言”，一是《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方”。
　　因此司马迁这两个“成一家之言”，虽然追求的目标一致，但表现的意义却不相同，而且进行的程序也有先后的层次。前者经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对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学术发展与演变，作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后者则是将经过整理系统化的材料，纳入时间的框限之中，即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二者综合起来，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意旨所在，也是司马迁对中国学术与史学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
　　“拾遗补艺”是对图书的校整，属于目录学领域的工作。镜考源流，部次流别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神。自来讨论中国目录学，都集中赞扬刘向、歆父子在这方面的成就，完全忽略了司马谈、迁父子对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武帝时开始校整图书工作，规模较成帝时大，前后负责校书秘阁的就是司马氏父子。在校整图书过程中，由于政治与学术的环境不同，司马谈选择了黄老作为主导思想，提出他的《论六家要指》，规划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的轮廓，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最早序录。后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九流十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司马谈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他“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未竞遗志，继续图书校正的工作。但为了适应当时转变的学术与政治环境，将孔子完成的六艺，独立于儒家之外，并超越各家之上，成为一个学术的专门领域，班固《汉书·文志》的《六艺略》缘此而出，同时也铸定以后中国目录学经部的版型。整理图书文献的最终目的，为了对古籍的研读和了解，也就是公孙弘所谓“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司马迁即以此为基础，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过渡，虽仅“义”与“变”一字之易，却创立了中国的传统史学。
　　一司马谈、迁父子校书秘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屈赋”之类下，有“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也”，指明这两篇赋的作者是汉武帝。虽然班固《艺文志》，以刘向、歆的《别录》与《七略》为蓝本编撰而成。但刘氏父子离武帝时代已远，论理说不应称武帝为“上”，“上”是臣工对当代君主的称谓。所以，章学诚认为“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
　　章学诚的疑惑，引发出另一问题，就是刘氏父子校雠秘阁、编撰簿录其来有自，渊源于武帝时所编纂的目录。这部目录很可能是司马迁校书时，原有的辨章学术、镜考源流的簿录工作，但没有成书，后来撰《史记》时分散于百三十篇之中。所撰述的底稿，或仍有流传或藏于秘府，刘氏父子将这部底稿纳入己书，班固因循未改，也是非常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武帝为“上”或“今上”。《太史公自序》日：“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惰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今上就是汉武帝，《史记》很多地方这样称呼。《汉书·刘向传》：“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此处所谓的“上”是成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颜师古分别注日：“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及“文帝所称及诏策”。《汉书·艺文志》对高祖与文帝都不称“上”，惟独对武帝称“上”，的确是非常有趣，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除了“上所自造赋二篇”外，在所著录的书籍作者，往往出现“有列传”的小注。中国传统目录学体制，综合而言有三：一是考一书源流的篇目，二是考一人源流的叙录，三是考一家源流的小序。对于考一人源流的叙录，章学诚认为刘向、歆“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是以《诸子》、《诗赋》、《兵书》诸略，几遇史有列传者，必注‘有列传’字于其下，所以使人参互而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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