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忠怀古之法源寺
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南横街北，寺坐北朝南，院内古木参天，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法源寺不仅以历史悠久而著称，而且寺内石刻碑记和藏经甚多。“高楼曲榭望峻增，赏菊西园秋兴增。佛号罢闻刚午后，又来东院看斋僧。”
法源寺，又名悯忠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远征高丽的阵亡将士而建的。
唐太宗不顾长孙无忌等朝廷大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高丽。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高丽在汉朝已是中国的领土，隋朝多次出兵，均未取胜，我今天尚未年老，想借士大夫之余力攻下它，替死亡在那里的中国隋朝子弟报仇，也为被杀的高丽君父雪耻。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派水路五百船四万兵从莱州渡海攻打平壤，陆路则发兵六万从东北趋辽东，自己亲率六军到前线督战。陆路上，唐军攻下了一直顶住了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重镇——辽阳城，但唐军没有直捣平壤，而是在进攻辽阳城西南重镇——安市城时被阻，两个月未能破坡。考虑寒冬将至，太宗下令撤军，在归途中还是遭遇大风雪，死亡数千人，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为了悼念远征高丽而死去的将士们，安抚民心，唐太宗建立了悯忠寺。后来唐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696），才告竣工，并赐名“悯忠寺”。这正是“白骨累累古战场，忠魂耀耀日含芒。巍然一塔天人悯，时有缁流布道场。”
悯忠寺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后期，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角建造了一座十丈高的塔。安禄山的皇帝美梦没做多久，两年之后，刚攻陷长安的他就死在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至德二年（757），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在悯忠寺的西南角建造“天垢净光宝塔”，据说史思明建塔的目的是向安禄山祈福献媚的，不料安禄山突然被杀，他只好降唐，并赶紧把刻好的碑文磨平重刻，声称此塔是为唐肃宗李亨继位而建造的。不久，史思明降而复叛，后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落了一个和安禄山同样的下场。如今二塔皆毁，只剩《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碑，是目前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石刻遗存。清人王鸿绪有诗日：“悯忠古刹读唐碑，将士征辽实可悲。纵有番
据《春明梦余录》记载：“唐悯忠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太宗悯东征士卒战亡者，收其遗骸，葬幽州城西十余里许，为哀忠墓。又于幽州城内建悯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阁，故但以阁名。唐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可见悯忠寺在唐朝已初具规模。
悯忠寺毁于唐末的一场大火，但是遗存下来的两方石碑不仅记载有中闵忠寺的方位，而且记录了幽州城址和街衢状况，对研究北京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是唐武宗会昌六年（846）采师伦所书的《悯忠寺重藏舍利记》，此碑已佚据（光绪）顺天府志中此碑碑文记载，北魏时建的智泉寺毗邻悯忠寺，寺内藏有舍利，因寺遭火灾，“智泉寺已毁，遂以舍利归悯忠寺焉！”。智泉寺位置“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子城东门”是4世纪时前燕慕容俊建都时的宫城东门。“东百余步”也就是说“子城东门”往东百余步就是智泉寺和悯忠寺。“大街之北面”，也就是今南横街的北面，与法源寺的位置相合。一是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沙门南叙所撰、僧知常所书的《重藏舍利记》。碑文日：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燕城”即北京城，“康衢”就是今北京的南横街。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代诸皇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辽史·道宗本纪》称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他为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咸雍六年（1070），辽道宗对悯忠寺进行了修缮，并赐名“大悯忠寺”，大安十年（1094），再次对悯忠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把观音阁由两层改成了三层，寺中现存的《辽合利石函题名》和《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合利函记》碑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重新修建。金灭辽后，又大举入侵北宋，并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获，连同后宫妃嫔押解北上，途经中都时便将宋钦宗及其嫔妃拘押于法源寺内。法源寺经金元战乱之后，遭地震、火灾而倾覆。
蒙古人人主金中都后，最早住持悯忠寺的是金末著名高僧隆安善选。《大元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对他住持并修复悯忠寺有明确记载：“我师伐金，师转徙平滦，军中月无足食，将士或馈荤馔，终却不受，人知其清洁，不复縻系。得还燕，悯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厦里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书令耶律楚材署疏请主悯忠寺。寻主崇国寺，则丞相厦里之请也。师告施者，经营缔构，悉复旧观。”从碑文可见，当时隆安善选住持悯忠寺是由中书令耶律楚材奉朝命邀请的，原因是悯忠寺在蒙古伐金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重修悯忠寺和崇国寺。结果他没有辜负朝廷，发动信徒，“经营缔构”，恢复了悯忠、崇国二寺“旧观”。
明正统三年（1438）由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牵头募资重建了寺院。据现存寺内的碑文记载，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形成今天寺院的格局，明英宗题名“崇福寺”。正统十年（1445），宋文毅又建大藏经阁，明英宗传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阁中“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口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阐福寺，永充供口，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如今这部珍贵的明刊《大藏经》还保存在法源寺的藏经阁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崇福寺住持明玉发愿重修，京城的善男信女们纷纷响应，捐钱助修，于万历三十年（1602）完工。“先是住持明玉发愿重修，募诸善信，京师窥左足应者若干人，檀越聂君捐数百金，具插畚，往督厥事，经始于万历辛丑，越岁而工告成。塑像、殿庑、周垣、方丈、悉鼎新焉。鼓钟楼则增修其久废者，规制完美，岿然一方巨丽。”
把悯忠寺改为崇福寺是明朝的英宗皇帝，而把崇福寺称为法源寺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清初顺治皇帝崇尚佛教，他说自己的前世就是个出家的和尚。他曾在崇福寺内设戒坛。康熙帝赐御书匾额：“觉路津梁”和“存诫”。雍正皇帝不仅敬佛而且深识佛法，雍正十二年（1734）他发帑重修寺庙，赐名“法源寺”，定为律宗寺庙。雍正的儿子乾隆更是崇佛有加。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至今依然挂在正殿大雄宝殿上。他在《御制法源寺碑文》中说：“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还题诗一首：“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难穷。名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甲寅创雍正，戊戌葺乾隆。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躬。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
从此，在京城众多的寺庙中，法源寺成为少有的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
有清一代，在法源寺吟诗赏花盛极一时。清军入关后，实行满汉分居，颁布了满人居内城，汉人据外城的政令，因此汉官及文人墨客大都寓居城南，地处宣南的法源寺便成为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游览聚会的地方。纪晓岚、姚鼐、洪亮吉、顾炎武、黄景仁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法源寺自古以来就以花木繁盛著称京师，有“香刹”之美誉。法源寺的花木以丁香、牡丹和海棠著称，每当花开之时京城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到法源寺看花、赏花、咏花，留下许多美好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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