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我12岁，在大哥的安排下，二哥领着我从家里去周村大哥那里读书。我们带着行李干粮步行150多公里，途经沂水县城、高桥、马站、穆陵关、蒋峪、临朐，到达古城青州，从这里再乘胶济线火车到周村。这是我第一次出门并乘火车，对一切都感到特别好奇。胶济路是德国人修的铁路，枕木是钢板压成的，车速很快。车窗外的树木好像镰刀下的麦子一片片迅速向后面倒下去，这使我感到特别新奇。
到周村之后，为了能够在秋天考上高小，大哥让我和他挤住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为我补习功课。
周村在当时是胶济铁路沿线的一个重镇，人口有四五万人，其商业、手工业很繁荣，享有“天下第一村”的美誉，虽然行政上隶属于长山县，但规模比长山县县城要大多了。
我大哥做事的周村邮局是个二级邮局，仅次于省会济南邮局，规模相当大，光在柜台上忙碌的营业员就有七八个。我常常看到一些邮包就堆在院子里，货主连屋都用不着进，直接在院子里就把手续办了，独轮车直接把货物运送到火车站，发往目的地。从邮局到车站是一条砂石马路，路边有许多日本洋行，据说是专营白面儿等毒品生意的。
大哥白天上班，晚上指点我的语文和数学，我在家里小学学的东西很不系统，而且有些内容相当陈旧，比如算术课本上的数字还是用中文标注，且是竖版印刷的，要到城里学校上学，这种正规的补习十分必要。此外，我大哥还让我阅读他订的《语丝》《生活周刊》等杂志。对我来说，阅读这些杂志对我的影响非同小可，其作用后来更是一点一点地在我人生的转折关头显露出来。《语丝》里的文章比较深奥，能看懂的不多，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则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那里文章的作者用浅显的语言谈论人生修养和情感道德，宣传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我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最初的《生活周刊》印制很简单，版面就像现在的晚报那么大，并且只有薄薄的几页，后来装订成册，才成为杂志。邹韬奋为了推介进步书刊，成立了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这就是著名的生活书店的前身。他在苏北患病，党组织把他秘密送到上海医院，不幸医治无效，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去世，享年49岁。韬奋在弥留之际还郑重提出：“我死之后，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查我一生的历史，如认为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也望妥送延安，火葬后的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我是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难过得哭了一场。韬奋同志去世后，中共中央电唁韬奋家属，并接受韬奋同志的请求，追认其入党。邹韬奋是一位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他的思想伴随了我整个青年时代的成长过程。
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我每天读书，足不出户，到了秋天，我上了英国人在周村办的光被小学，即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第六中学前身，我插班上了高小二年级。光被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课程和管理上和其他中国旧式学校相比有很大不同，虽然它的规模和条件比不上当时济南、青岛的一些名校，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能够接触这里新鲜的知识和文化空气，简直有些喜出望外了。
光被小学只有一座小楼，一个院子，楼上供学生住宿，楼下的四间教室上课。我住在学校，学习的都是些基本的课程。伙食虽然是煎饼加咸菜，但我很满足，因为能在这里上学就已经让我兴奋不已。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就是我被推选为学生会的美育部长，这是我第一次当学生“干部”，有了小小的责任。在学校，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列队进城，沿着大马路到教堂去做礼拜。每当我们看到大马路旁那些卖白面儿的日本洋行时，我的心灵深处就会产生出一种切齿的仇恨。
我在光被小学的时间不长，但这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我还记得校长姓段，英语老师姓朱。数学老师是张文敷，他定了规矩：每次考试离及格差10分要打一下手板。这位老师在抗战时期为八路军做了很多事，如为八路军采购物资等，不幸的是解放后在运动中被迫害至死。1928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大哥决定继续供我上中学，至于去哪一所学校，他考虑再三，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时，北伐军占领了济南，日本出面干涉，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三惨案”，随后济南工人罢工，市民罢市，济南的中学也因此而停止招生。这样，要想在济南上中学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开始考虑送我去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恰好在这个时候，从北平来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郑康祺，是大哥一位朋友的弟弟，正在北平的潞河中学上学，这次是回山东过暑假的。大哥马上找到了他，请他介绍潞河中学的情况，在了解了这所学校的情况之后，我大哥感到很满意。因为一来北平是个古都，政治文化空气浓厚，二来潞河中学所在的通县又接近农村，比较朴实，于是他决定请郑康祺秋季带我去报考潞河中学。郑康祺当时是高三的学生，他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的外交部工作，一度曾在国民党政府驻英国使馆任职。
在做了简单的准备后，郑康祺带着我和另一个也想报考潞河中学的仇蒙业，一起从周村出发了。上路时我身上背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准备交学费的几十块大洋让郑康祺带着，我在大哥大嫂的嘱咐叮咛中上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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