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价值
——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如何驾驭我们的力量
2007年，萨拉？邦乔尼（Sara Bongiorni）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自己与家人如何艰难地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她说：“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邦乔尼是一名商业报道记者，2002年还曾获美国商业编辑和撰稿人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商业报道奖。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抵制“中国制造”一年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情绪化反应，而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所进行的一次实验（她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而不能仅仅是中国），她甚至两次提到自己的中国血统，但是，这样的一本书，仍然透露出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复杂心态。
这不是美国人的第一次。他们也曾因“日本制造”而焦虑不安。当年的美国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生产的家电、汽车、机床、照相机、打印机，等等等等，而且，“日本制造”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美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兔子，他们的惶恐可想而知。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他们也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
这一切似曾相识，犹如时光倒错。
现在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已经不太实际。不同的是，当“日本制造”风生水起的时候，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发展得头头是道，赶欧超美。而“中国制造”，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廉价的服装、家电、玩具的代名词，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压低的。尽管没有一种思维范式能涵括中国的问题，但他们谈论的热度无疑升高了我们的水银柱。“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恐怕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无疑，“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中国资本”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辩证看待。首先，我们的国力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的地步；再者，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万山不许一溪奔”早已不合时宜。但是，看着那么多外资到中国下注，看着那么多产品涌出国门，看着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增长，看着那些骄傲的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否也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不可靠的幻觉？是否存在着一种骄矜浮躁的心态？
2001年《经济观察报》创刊不久，适逢中国加入WTO。当时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纭，有人说，受到体制制约，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败下阵来。这一悲观论调已不攻自破。还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会“倒逼”中国改革，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指针，我们自然也乐见其成。
但是学者秦晖先生告诉我们，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道路还有第三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他认为，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中国制造”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结构，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都得被迫降低福利标准，自由市场国家也将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样一个吸纳全世界资本、在全球进行采购并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世界工厂”，已经须臾不能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兴衰起伏。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改变诸多国家的劳资关系格局，甚至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一个开放中的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这个话题这么快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以至于令我们有些手足无措。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个伪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只要能够崛起，我们无须作出任何承诺。但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前苏联过于迷信力量的积累，而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清醒认知，无视公民权利，利益分配失调，才导致一个超级大国困厄纷至，四顾苍茫，乃至最后陷入危机。
我们应该看到，公民社会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带来了“高效率”的产出，但这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吗？我们应该看到，公众福利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但这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吗？显然不是。我们不能把力量建设与资源配置锁定在某个僵化的轨道上，而应该善于观察国内结构变化，善于梳理各个阶层的权益分配，并善于对制度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
凡成长必有烦恼，这是每个崛起中的国家都要面对的。如何克服这种困扰，是政治家的使命，也是每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今天，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中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们，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赢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全球思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价值链中的一环，“只做买卖不问其他”，今天的利润也许就会转化为明天的成本。
我们不想泛泛地谈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很多中国企业家愿意与一些伟大的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纠缠在一起，却忘记了履行合约，忘记了如何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办好。他们应该明白，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增强，就是其公共使命的最好体现。一些企业家拿着本应支付给股东的钱去行善，拿着银行的贷款满世界去种树，拿着拖欠员工的工资去花天酒地，显然不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仍开口闭口捍卫民族工业，抱负固然远大，自身却忘记了对工人、对银行、对土地、对消费者、对出资方的各种承诺，这种高调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实不足取。众多的中国企业家都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责任意识。企业的趋利性无可指摘，但我们能不能杜绝以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来攫取土地、牟取不义之利？——这样就可能挽救众多政府官员的性命。我们能不能善待员工、按时发薪？——这样才能让员工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受益，才能让员工对社会产生好的影响。我们能不能到期还贷，而不是继续行贿、以贷还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可以说，离开这些，我们的经济社会权利、个人自由权利都无从谈起。
这样做显然比喊一些使命口号艰难得多。我们知道商人行贿往往源于官员索贿，我们知道企业履行承诺的能力往往受制于市场变化，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等于承担了过多的公共责任，似乎是有失公允的。我们知道在那些后现代国家、后工业国家，企业的社会角色日益纯粹，企业的特定功能就是经济绩效，企业家对公共利益的担当变得相对间接。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是社会发展、经济崛起的基础动力，企业家的使命如何单纯得了？
我们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企业家的责任，但用什么样的方法增加，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计前提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最终有可能要砸掉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企业家毕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他们动用社会资源获取了巨大利益，自然不能抛弃秩序重装的责任。关切生活质量的提升，关切社会权益的分配，应该是中国企业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不再视工会为陷阱，不再视人权为干扰，应该是中国企业的价值路标。
当中国经济融人世界，与发达国家紧密相连，成为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捍卫人类社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价值基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大家应该在保留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作为全球化的新赢家，我们已经学会不再拒斥使自己从中得到巨大利益的体系，现在我们应该致力于让这个体系健康成长、永续发展，并让自己从中获取更好的收益。只有失败者才会自成体系，只有弱者才画地为牢、我行我素，让傲骨变成狂悖。
单纯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当然不能解决全局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堀起？我们如何驾驭、使用我们正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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