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住
有一段时间，一个法国人如果影响力足够大，上过名牌大学，有合适的人引见，他左岸的邻居家就可以成为他的客厅的延伸。反之，如果他的客厅位置合适的话，经常会成为咖啡馆、图书和杂志的编辑室，甚至成为会议室。一度最负盛名的场所是蒙帕纳斯的一些街道，尤其是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几家咖啡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圣日尔曼和教堂广场周围几条布满书店、出版社、画廊和室外咖啡馆的小路确立了其延续了二十年的地位。延左岸再往东，是他们求学、曾经或正在执教的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挑选会议厅。那一代乃至以后的几代人都偏爱在最新、最大的互助宫举行集会。左岸还有另一个更加深层的特征——一个人的创作生活、友谊和爱情将在全世界人民都是其观众的舞台上演。
这个舞台的几位演员认为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在1935年开始脱颖而出。那一年安德烈-布勒东和他的超现实主义伙伴开始喜欢上圣日尔曼教堂对面处于屈从地位的双叟咖啡馆。也是在那时，新一代作家和诗人占据了临近的花神咖啡馆。很多顾客都是从几百码以南蒙帕纳斯的传统咖啡馆和艺术家工作室移步而来的，蒙帕纳斯继蒙马特之后成为画家和诗人爱光临的地方。20世纪头十年里有创造力的精英在那里寻找慰藉、庇护和娱乐，像毕加索、阿波里奈尔、马克斯·雅各布、莫迪里阿尼、布拉克、弗拉曼克和科克托。
显然，也是在1935年，毕加索把他的随从从蒙帕纳斯搬到了那时感觉还像外省一样宁静的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起初他们在双叟咖啡馆就座，后来转向花神咖啡馆。学艺术的德国学生阿诺·布雷克若干年后以成功雕刻家的身份陪同一位不寻常的游客征服者希特勒回到巴黎，回忆他最爱光顾的地方时，也记得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是“寂静的绿洲”，“勤勉的作家在那里能够集中精神写作”。对布雷克来说，“这些场所总能够在附近安置世界上的流浪者漂泊的心。”
也是在1935年，咖啡馆光顾者的典范、诗人莱昂一保尔·法尔格搬到了圣日尔曼大道，将他的传奇故事从蒙帕纳斯带了过来。他成了附近的导游，他在《巴黎行人》一书中概括他对巴黎的观察：“如果某一天法国内阁召开了一个会议、新泽西举行了一场拳击赛、英国国教徒举办了颁奖大会、文学界发生了轰动事件以及右岸名人的争斗或者对质，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咖啡馆的顾客会是最先知道这些冲突和比赛结果的人。”
对法尔格来说，在这个广场，人们“最能感到自己与时俱进，最接近真实事件、接近知道国家的真相的人、接近世界和艺术。”接着他描述了这两家“今天已经像国家机构一样著名”的咖啡馆：双叟咖啡馆的客人包括成功的作家让·季洛杜、装模作样的人、有钱的美国妇人；花神咖啡馆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传统。还有他喜爱的利普餐厅，那里世纪转折点上的陶瓷饰品刚好出自他父亲和他叔叔之手。法尔格说，利普餐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临近《新法兰西评论》、几家出版社、历史悠久的迪万书店、文学和文化杂志、附近的老鸽舍剧院（当时的实验剧中心）、法国国民议会，还有“人民阵线、书商、二军书商、这个地区独一无二的有知识的酒店经理……”
如果谁像作家和评论家让·卡苏一样有幸住在这里，他肯定会觉得自己拥有了一扇朝向世界的窗户。卡苏的窗户俯瞰着圣日尔曼德普菜小区的咖啡馆。他的妻子只要往窗外看一眼，就能告诉她丈夫某位他们熟识的作家正走进双叟咖啡馆，出来之后又去了花神咖啡馆。只要下楼跟朋友们坐在双叟咖啡馆，卡苏就能看到、遇到光临附近其他咖啡馆的朋友。那时街上还没有有碍观瞻的汽车，在这里跟在蒙帕纳斯大街一样，从罗桐多咖啡馆到大道对面的圆顶咖啡馆，从圆顶咖啡馆到精英咖啡馆，换桌是很正常的。不用说，卡苏的出版商（保尔-埃米尔、格拉塞、加利马尔）都在他家十分钟的路程之内。
大家公认的是，在二战前的那些年里，法国是文学和艺术世界的中心，巴黎当然是这个中心的中心。它不仅汇聚了边远的外省和临近国家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才俊，还培育了下一代人才。就在二战前，百分之四十五点七的法国大学生在巴黎的学校里就读，百分之九十一的大学程度的学校位于巴黎。不用说，它们都聚集在左岸的几条街道。
阿尔贝·蒂博代在他的《教授共和国》一书中说：“左岸是巴黎的乡下。”年轻的外省人来到巴黎，在拉丁区的圣热内维埃芙高地，它的高等学校、高等研究院、索邦大学。他们为巴黎带来了外省的精力、人中翘楚和法国香火的延续。
后来成为左岸政治斗争的领军人物的让·盖埃诺描述了另一个共和国，不是教授们的共和国，而是文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思想被改写和重塑”，“他们没有比创建了这个共和国的启蒙思想家更杰出”。他无比恰当地介绍了左岸的地形学：“文学共和国整个被包含在巴黎的一些出版社，几家狭窄的杂志社，一些画室、咖啡馆、艺术家工作室和阁楼里。搞懂这个世界并非易事。真实的对话发生在十几位相互坦诚相待的作家之间……”
连在校学生对此都心知肚明。至少有一个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学生手册用地图说明了左岸汇集的高等研究院和图书世界。
拉丁区的大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里有案可稽的文学生活始于17世纪的拉辛、莫里哀、拉法耶特夫人，接着是18世纪的伏尔泰和圣伯夫。到19世纪，左岸真正获得了它的知性禀赋，那里繁荣的咖啡馆生活就是明证，虽然还不限于此。该地区的社会史不断出现这样一个名字：老喜剧院街上的普洛柯普（Procope）咖啡馆，《百科全书》的制作者们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博马舍、丹东和马拉经常光顾的地方，继而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巴尔扎克、乔治·桑、缪塞和后来的左拉、于斯曼、莫泊桑、塞尚。或者奥德翁广场的伏尔泰咖啡馆，后来被改建为美国图书馆；它招待了象征主义时期的魏尔伦和马拉美，以及世纪之交的布尔热和莫里斯·巴莱斯。
到19世纪末，第五、第六和第七区构成了左岸的核心，是思想家喜欢居住的地方，尽管不全是取得了成功的作者，因为他们都追随上层阶级奔向了更令人垂涎的右岸地区。但是文学杂志都在左岸，尤其是前卫评论杂志，它们的作者和读者也都住在左岸。当一个杂志发达之后，就会放弃波希米亚式的左岸，连同它的领衔作者和编者一起搬到右岸去。
法国人的左岸上面还叠加了一个美国人的左岸，使用着同样的街道、咖啡馆和咖啡杯，只是时期和风格有异。这个左岸以著名的圆顶-罗桐多一精英咖啡馆和蒙帕纳斯的圆顶十字路口为中心，向北延伸到圣日尔曼德普莱的双叟和花神咖啡馆。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说：“不管你让出租车司机从右岸带你去蒙帕纳斯的哪家咖啡馆，他们都会把你拉到罗桐多去。十年后也许会是圆顶。”在1925年蒙帕纳斯的美国人已经成了一部传奇，古斯塔夫·法斯-阿莫和莫里斯写了一篇杂志风格的文章，记述他们了解的蒙帕纳斯。他们劈头写道：“蒙帕纳斯是世界的中心！”二位作者尤其对他们在那儿遇到的年轻美国女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午饭后，当年轻的美国女孩在厦日的夜晚穿着浅色裙子漫步到蒙帕纳斯时，那是年轻人的盛宴！她们都习惯了不戴帽子出门，随意、悠闲，还在手里拿着树枝或者嘴里夹着烟卷以突出自己悠闲的态度。有时圆顶咖啡馆路边的桌子让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娱乐场所。晚上她们是很受欢迎的一步舞和西迷舞舞伴；午后她们玩小女孩的游戏……”
作者指出，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糟糕：“有一种左岸精神，鲜明地跟右岸精神对抗。让我们坦白说吧：在蒙帕纳斯强有力的外国侨民的存在，向法国思想和艺术的重大时刻表达敬意，强化了这种对抗。”
但是在1925年，二位作者担心由于美元在货币兑换上优势很大，他们美国侨民会在数量而非质量上增长，再也不会感到宾至如归了。但是跳西迷舞的年轻美国女子的左岸也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左岸，在《不固定的圣节》中，海明威带领读者徒步参观了这一地区，从他位于拉丁区东端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的住所，沿着布满书摊的河岸，进出一些咖啡馆，先是利普，然后是圆顶、罗桐多和精英。他写道：“在这三家主要的咖啡馆，我会看到那些我面熟的人和其他我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但是那里总有很多很帅气的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华灯初上之际匆匆赶往某个地方去跟人一块儿饮酒、一块儿吃饭，然后去做爱。”海明威在走到美国文化的地标、西尔维亚·比奇在奥德翁路12号开设的莎士比亚书店时，很可能会停下脚步。比奇女士开书店是受早些时候同一条街上7号法国的地标的启发，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开的“爱书人之家”，一个小书店和外借图书馆，其读者包括当代文学界最有名望的一些人和即将成名的人。
西尔维亚·比奇开设了自己的书店和外借图书馆，她经营的是英文书。很快莎士比亚书店就成了美国和英国读者（游客和长期居民）的家外之家。他们甚至把那里当做自己的通讯地址，有些人甚至能把那里当做银行。比奇女士有时开玩笑，把她的书店称作“左岸”。她还成了率先出版乔伊斯备受争议的作品尤利西斯》的人，乔伊斯住在巴黎时，她成了他的半官方渠道。以类似的方式，比奇成了美国作家和业余出版人的代表。后来由于她多方出击，结识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之后，让她不仅接触到了斯泰因、庞德、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美国人，还接触到了对盎格鲁一美利坚人好奇的法国作家及他们的作品：纪德、瓦莱里、让·波朗、儒勒·罗曼、杜阿梅尔、尚松、让·施伦贝格尔。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爱书人之家”偶尔担当为一个文学沙龙，阅读瓦莱里或者布勒东的新作，演奏萨蒂和米约新谱的乐曲。乔伊斯在那里找到了一群法国人。很多法国作家在他们职业生涯之初都是在莫尼耶或者比奇的图书公司会面，很多人从两位卖书的女士那里得到了鼓励。
确实有一种左岸精神：一种特殊的爱国精神，而不是意识形态。右岸拥有安德烈·奥罗伊斯、萨沙·吉特利、马塞尔·帕尼奥尔、珍姬。罗杰丝、弗雷德·阿斯泰尔。左岸文化包括让·季洛杜、路易斯’布努艾尔、加斯东·巴蒂、威廉·鲍威尔和玛娜·洛伊。莱奥·拉尔吉耶在一篇文章里嘲弄右岸的咖啡馆，“巨大的宾馆大堂，豪华的宫殿，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种地方我们的居民没法活下去。”贝尔引述《新法兰西评论》对电影明星萨沙·吉特利的鄙夷：“《新法兰西评论》一直有这种偏见，如果一个人没住在左岸，而是住在别的乏味的小镇上，那他就犯错了，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当贝尔告诉《新法兰西评论》的高官杜·加尔他要搬到右岸去时，杜·加尔感到非常震惊。“你在这附近找不到别的地方吗？”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右岸是没有脑子的中产阶级的领地，智者的生活不可以跨过塞纳河。
我们可以绘出一幅左岸的政治地图。从20世纪30年代一位军校学生的视角看过去，从先贤祠到西边的奥德翁十字路口的大学区，掌握在“法兰西行动”的右翼学生之手。左派将在人民阵线时期把它接管过来。再往西，以及蒙帕纳斯以南，这一带属于在原则上不过问政治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按照波伏瓦的说法，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没有政治结果。比如花神咖啡馆的常客拿雅克。佩韦尔当做他们的偶像。年轻教师波伏瓦看出：“他们不顺从的态度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懒惰作辩护。白天他们用枯燥到会被哈欠打断的字句表达他们的厌恶之情。”
法国政治战争（最显著的是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事件）的老兵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争斗时，侨民们也在为未来的战争制订计划。俄国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伙伴、评论家和剧作家卢那察尔斯基是左岸咖啡馆的顾客——当上苏联的人民教育委员之后继续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有段时间列宁本人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只要爱伦堡在巴黎，圆顶咖啡馆就会出现一个苏联角。但到那时，政治已经成为左岸最杰出人士基本的关切。
2 交游
拉丁区内各所高等院校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位尤殊。因其严格的招生方式（要先苦读一年的所谓，选拔强化班[khane]）、特有的学科架构、类似美国大学兄弟会宿舍的气氛，使得巴黎高师的毕业生仿佛是独立的一族。许多人起初允诺要踏上教学生涯，后来却转向了政治和创作艺术。他们成为公务员，甚至政界领导，其中一位后来还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们或是成为政治领袖，或是在新闻、小说、诗歌创作方面有所成就；无论选了哪个领域，他们的事业生涯都常常收结至法兰西学士院。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莱昂·布鲁姆，天主教评论家、诗人夏尔·佩吉，作家如罗曼·罗兰和儒勒·罗曼，剧作家让·季洛杜，他们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本书主角中有不少“师范人”，因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紧要关头，以及之后，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时身处敌对阵营，尽管他们的行为常常取决于在高等师范学院度过的那些年头。
阿尔贝·蒂博代就是一名高范人；他在《教师共和国》一书中指出了该校另一特色：它起着文化熔炉的作用。如果医学和法学学位的教育费超过了普通工人和农民阶级所能负担的范围，学校教师便因为可以拿到奖学金，通过攻读这些科目，从而跳出原来的阶层。蒂博代的文章为20年代所写，他发现师范的学生十有八九都获得了这类奖学会。因此，生长于偏远省份的人也可以到师范就读；而且，他们在预读选拔强化班和巴黎高师时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对其一生都有裨益。要进入社会，这和出生在巴黎的一处好地段同样有效。
展开
——纳奥米·布利文（Naomi Bliven），《纽约客》
极好地介绍了法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传奇的一段时期。
——迈克尔·德瑞达（Michael Dirda），《华盛顿邮报》
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一部政治与文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历史。对知识分子无限制的轻信的反思。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新政治家》
即使是法国人也没有如此简明地、用众多轶事真实地记录知识分子历史上这样一个复杂、含糊的阶段。
——威廉·R.艾维戴尔（William R.Everdell），《第一批现代派》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