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年转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10月加盟香港凤凰集团，任《凤凰周刊》副主编至今。近年来存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亲历美利坚》系列等时政、文化类文章百余篇。200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Routledge New York）。

　　当代中国的急剧转型和迅速崛起，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也期待着更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和思想家。本书以对谈的形式，讨论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涉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国家产业战略、中共执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民族主义、地缘环境和外交战略、社会核心价值观等等话题。谈话对象均为思想界的优秀战略理论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具备在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战略眼光，因此不乏真知灼见。同时，各种观点形成争论，批评性中蕴含建设性，体现出真正的战略开放思维。
　　作者简介：
　　玛雅，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年转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10月加盟香港凤凰集团，任《凤凰周刊》副主编至今。近年来存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亲历美利坚》系列等时政、文化类文章百余篇。200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Routledge New York）。

　　胡温五年实征评估报告
　　中国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
　　玛雅：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从国际视角来看，应当怎样认识我们的国情？
　　胡鞍钢：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流动和迁移。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本质上是农村人口大国，但是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镕基时期和温家宝时期有什么是标志性的？一个很大的标志性是中国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195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近90％。1978年农村人口7.9亿，全国人口9.6亿，大约占82％。1995年达到历史最高峰，8.6亿农村人口。1995年开始逐渐下降，过去5年突然大幅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100万人。2005年下降到7.45亿人。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突然之间从世界第一农村人口大国变成第二了，印度首次超过我们。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个报告，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将持续上升，到2010-2020年才到最高峰，然后开始下降。而中国提前了20年，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质性。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已经从第一大农村人口国家，变成第一大城市人口国家了。我们看一下相关数据：197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1.72亿，2007年5.93亿，净增4.2亿。这表明，我们在过去几年最成功的可能还不是工业化，可能是城市化。1978年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印度的1.52倍，1995年是它的1.21倍，2005年已经低于印度了。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也在下降。1952年是1.73亿，持续上升到1991年达到最高峰，3.9亿人，现在下降到3.25亿人，每年平均下降1077万人。
　　为什么我非常关注这两个点？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点，比我们提早实现。当然它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是相当艰难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农业劳动力再下降1.5亿人，达到1952年的水平。所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现在已经演化为四农，就是农民工。
　　四农的问题在过去几年加快了非农化的进程。首先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了，第二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了。根据2006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民1.3亿人。这意味着，他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到相对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这也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非农，化、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也是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这有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但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和就业。
　　中国现在不仅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人类历史上即使发生过，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从全球视角来看，到底中国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去创造发一展的机会，同时如何去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就显得格外重要。它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其他国家没有经验可供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和创新。
　　玛雅：过去五年成就显著，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问题，比如近年房价高企，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似乎迄今国家没有相应的有力措施。
　　胡鞍钢：楼价问题，我做了点研究，也给你说说相关的数据。中国现在在经历世界最大的住宅革命，你都想象不到这个革命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到2020年中国住宅面积的存量，可能等于2002年欧盟15国花了上百年时间累积的所有住宅存量。我们做了一个计算，比如说，城镇1978年人均住房6.7平方米，2002年22.8平方米，2005年26.1平方米。人均26.1平方米就是日本的水平。不要说农村，农村比这还大。也就是说，1978年全国城镇总的住宅建筑面积是11.6亿平方米，到2005年已经高达146.7亿平方米。农村更多，220多亿平方米。住宅销售面积2002年2.37亿平方米，已经是日本的2倍。2004年3.38亿平方米。什么概念？美国水平。去年6.9亿平方米，是美国的2倍多，是日本的近7倍。当然，与此同时，房价大幅度上涨。所以我叫三个上涨：总量上涨、人均量上涨、价格上涨。就是说，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城镇人口从1978年1.72亿到现在5。93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日本1955年的水平。1955-1980年日本是加速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才44.9％，离70％还差得远呢。凸显什么问题？凸显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房价。第二个问题和日本一样，就是外来人口买不起房。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买得起房子吗？买不起的。第三个问题，如果到2020年，中国创造欧盟15国的全部住房，以现在保温程度、节能程度之低，得耗费多少能源呀？所以说，住宅这么上去，它就有突出的问题。没有那将近7亿平方米，哪有这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还要辩证地看。
　　总的来看，这是支流，不是主流。主流是我刚才说的那几化，在这个主流过程中充分暴露出矛盾和问题，迫使政府必须做出回应。
　　危机产生改革契机，推动改革和开放
　　玛雅：不只是楼市，还有股市、国际热钱和金融开放，使国家金融安全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多元化，征地、拆迁等问题造成利益纠纷，使民间维权成为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胡鞍钢：我想能不能用这句话：成也在它，败也在它，或者说问题也在它。中国现在经历的超大规模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规模大，第二速度快，第三我们称之为“压缩饼干式”的——把其他国家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压缩在这个进程之中，第四就是各类矛盾凸显。所以，你谈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意外，事实上也是我们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只不过我们把它放在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去讨论。其实领导人心里更清楚，所以怎么看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挑战应战说”。
　　实际上，“挑战应战”已经成为官方一种语言了。比较早的是1990年代中期，提法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到2003年以后，改为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这说明，第一，领导人在识别挑战方面能力提高了；第二，可能会滞后性地应对挑战。从“胡温新政”评价来说，开始SARS危机，后来松花江事件、太湖污染事件，今年这场雪灾，有这些危机我觉得挺好的、挺正常的。有了这些危机，会暴露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产生出一些产品来，就是new ideas（新思想），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发展观。没有这些危机，就不会有科学发展观。所以，不在于有没有挑战，各国都有挑战。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危机。危机才能产生改革的契机，推动改革和开放。 另一个方面，危机是由全球化放大的。比如我们过去每年的传染病远比3ARS多，死亡率还高，狂犬病达到90％多。但是SARS危机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全球化了，每年入境旅游上亿人次，包括深圳罗湖口岸都是上亿人。这就使得广东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全国性的危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饥，变成了全球性的危机。危机一放大，包括国际媒体的压力，可能会成为催化剂，就使得我们的领导人提前学习了。所以，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坏事变好事。
　　另外我觉得，这一届政府更加明确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界定为解决民生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解决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就业问题、健康问题、教育问题、住宅问题、社保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吃饭问题、贫困问题。所以说，现在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是来自城市居民的压力，5.9亿人了。突然之间我们发现，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和我们到美国、瑞典、日本，包括香港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说香港解决了这些问题吗？我的判断，中国越来越不像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像发达国家了，而且是这么大规模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去讨论这些问题？腐败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挑战
　　玛雅：据报道，国内每天新增1万名基督徒，美国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种情况与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腐败问题有很大关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鞍钢：每年的人大会议，“两院”报告得票是比较低的。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反映了民心，是个晴雨表，说明人民群众对现在反腐败的进展不满意。数据表明，腐败一直是社会各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几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做出的评估：2000年腐败排在第一位，2002年也是第一位，2003年是第二位，2004年也是第二位，2005年排在前三位之外。城镇居民的评估：2000年腐败是第二位，2001年升到第一位，2003年回到第二位。这说明，腐败问题是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最不满意之处。
　　腐败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污染。我称它“社会污染”，是定义它为“负外部性”，就是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很大的危害性。腐败扭曲收入分配，扩大收入差距，特别是恶化贫困人口的状况，主要是公共服务的状态。如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或者是约束条件下，一个机构的“掠夺之手”增加，那么“公共服务之手”一定减少。如果从一个普通的公民或者是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腐败会危及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腐败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账户”中的负债。就是说，政治资产是流失的，而且是无法计算的。比如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出了陈希同事件，就等于是个负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又出现了陈良宇事件，又是一个负债。
　　腐败不仅在中国社会内部造成极大的负外部性，而且在全世界也造成极大的负外部性。国际社会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廉政和反腐败工作，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中国3分左右，属于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特别是出现高层腐败或撤职事件，从陈希同到陈良宇，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是严重的损伤。
　　玛雅：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胡鞍钢：我在2007年4月的《国情报告》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为什么要建设国家廉政制度？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二百年前一片荒芜的地带，就是因为一部《宪法》，很快成为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历届领导人，都是按照《宪法》的制度安排不断演替下来的。所以说，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是带有长治久安的根本性的基础设施。我们称之为“无形基础设施”。
　　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国家悖论”。我们知道，国家或者党政干部有两只“手”。哪两只手呢？一个是“服务之手”，就是利用所掌握的国家资源和权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服务人民。另一个是“掠夺之手”，就是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为自己和小集体谋取私利，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

自序  玛雅
序 从思想的制高点俯瞰  祝东力
改革篇
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  王绍光
胡温五年实证评估报告  胡鞍钢
改革开放要坚持自主创新的道路  高梁
尽最大努力保护中国国家利益  高梁
中国三农问题临近历史拐点  贺雪峰 李凡 温铁军 徐勇于建嵘
新乡村建设的思考与跋涉  温铁军
探索“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何慧丽
组织贫困农民建大城  潘维

政体篇
中共执政能力面对挑战  黄卫平 毛寿龙 潘维 王长江 王绍光
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  房宁 潘维 杨鹏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王绍光
民主是国产的好  房宁

国际篇
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黄平
地缘政治中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景  张文木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及其外交政策含义  康晓光 刘亚伟 潘维 王小东 赵穗生 郑永年
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  陈峰君金安平 王绍光 飞凌
乌克兰大选的美国攻略及中国思考  房宁 秦晖 徐友渔 王绍光
从历史上的“美国威胁论”说起  张文木

社会篇
重建我们民族“精神的骨架”  潘维
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祝东力
“大路”走向“和——合”时代  黄纪苏 王焕青 祝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