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兰：箫声杳杳心若兰
王新兰，原名心兰，萧华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五分队报务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一一五师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秘书、东北南满司令部秘书兼电台台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部秘书处秘书、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总政治部专家工作室主任、交通部干部局干部科科长、交通部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5年12月离休（正军职）。
她从小受到革命熏陶，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2次翻雪山3次过草地，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她这位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的传奇人生，还因她和萧华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罗荣桓热心为他们搭鹊桥，毛泽东拍电报让她“约会”，战地成亲，相濡以沫几十载，在“文革”时期历经磨难。
历史迷雾重重。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迁徙与“文化大革命”的苦涩浩劫，给后人留下许多可供回味、考证的“谜团”。王新兰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她的所见所闻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阅读”提供了佐证。
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的经典组歌诞生的前前后后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王新兰的眼前就闪现出丈夫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自己一唱起丈夫写的这首歌，当年三过草地雪山的王新兰总是心潮起伏，长征于她的记忆太深刻了。
关于长征，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出来的。”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12首“三七句、四八开”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这就是《长征组诗》。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一唱就是40余年，这就是《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组诗的作者就是王新兰的丈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
1965年7月19日，天津人民会堂，萧华第一次审看《长征组歌》排演。当时，天气炎热，排演现场连电扇都没有。就在这样的闷热中，萧华和王新兰却看得十分投入。演完后，萧华和王新兰走上舞台。有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萧华坐下，他看了看演员们被汗水湿透的演出服，转头对文工团团长晨耕说：“你让演员们把演出服脱了，也都坐下吧。”
萧华说，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战斗员和指挥员，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在推动着他写《长征组诗》。所以，他一定要写出来让战士们演唱，让所有的人了解长征的故事，牢记长征精神。他对演员们说：“你们唱得不错，但是如果你们了解了长征就会唱得更好!”萧华随后又说：“长征这段历史是十分感人的。我在写《长征组诗》的时候，泪水经常打湿手稿。每每我写到最艰苦的地方，就回想起那些与我一起长征过的战友，他们有的已经牺牲了。”说到这里萧华哽咽了，王新兰和演员也都掉下了眼泪。
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面对长征，萧华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情要诉。
1964年2月，全国肝炎流行，萧华下连队时染上了严重的肝炎，待在北京公务繁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理指示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这一年4月，萧华和王新兰来到杭州西子湖畔。此时，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过长征的萧华约稿，这成了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其实，讴歌长征，萧华早有想法。自从走完了长征路，长征便成为萧华生命的一部分。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徙，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雄壮举，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因而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1958年夏，萧华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当时，他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个整块的时间，一定要写一写长征。遗憾的是，繁忙的工作一直无法使他拿起笔来。到杭州治病疗养，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
创作首先遇到的是艺术表现形式问题。萧华考虑到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萧华长于诗词，在杭州又集中阅读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家之作。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韵律优美，极富表现力和形式美。经过思考，他很快确定了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考虑舞台演出的通俗性，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萧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8岁，先是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前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部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为此，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反复重温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时，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掌握丰富的史料后，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长征中12个“关节点”，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于是，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王新兰此刻也无法劝阻丈夫休息。夜深人静时，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她看到的是一页页被泪水模糊的稿纸。王新兰说，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就与萧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萧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
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王新兰说，写得很是辛苦，人都瘦了十几斤——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写就后，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中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分别被呈送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曲谱初稿成形后，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曲作者，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并提出修改意见。
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个人外，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同时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
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周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王新兰也认为，《长征组歌》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据悉：“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蒙教育和红星情结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当年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6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6岁那年，王新兰的父亲去世。在王新兰的印象中，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父亲看重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5岁的王新兰已懂些事，慢慢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哥姐姐上楼，叔叔也准在楼上。王新兰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有些文章曾说王新兰9岁参加革命，看来，早在5岁那年王新兰就提着脑袋给共产党送信，当然是革命活动。今天，王新兰对此笑了笑，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9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她说什么——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吗？”
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任命王维舟为军长。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年后的今日，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王新兰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新兰闷闷不乐。姐姐知道她的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能帮她当上兵，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这时，王新兰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谎报年龄，就说是12岁。姐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王新兰照了照镜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从红四军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一起转移。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心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在一旁的王心国替妹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办法，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王心国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久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拿着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兼保卫局长周纯全当秘书，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姐姐，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在红军队伍里的哥哥及六姐夫(让王新兰痛心的，这些年4位亲人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张国焘“肃反”的祭坛上)。
1934年秋，红四军开到了四川北部的苍旺坝。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在附近，病得很厉害。王新兰心急火燎地赶了30多里路，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见到了病危的母亲。一见面，母女俩哭成一团。母亲抚摸着女儿说：“心兰，陪妈几天吧。”王新兰只是哭，不说话——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待过必须当天返回。王新兰无法开口把这话告诉病势垂危的母亲。
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怕妈妈在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脚步。”这次，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是她们母女的永诀……
红军娃“跑”在长征路上挑战生存极限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的顺口溜。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记者有幸采访到王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她以一名参与者的特殊身份和女人特有的细腻，对长征这影响中国革命深远的行动有自己客观的而不失详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休一天比一天虚弱。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在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当王新兰能下地以后，又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在翻越夹金山时，她们衣衫单薄，身上冻得像刀割。当时大部队定在凌晨5点动身上山，宣传队必须提前到险要处搭宣传棚。王新兰她们刚走到山脚，就感到雪山的厉害，地下的雪冻得硬邦邦的，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十分困难。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动，红军战士都很感动，用力向上爬。十一师过去了，十二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陈锡联带队走上去，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得过久。”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什么的。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多少粮食。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已经多少个世纪没有踩过人的足迹。一群红军战士走进来，一曲人类求生存的颂歌在无垠的草地上奏响了。王新兰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跟着前边的同志，走进了草地。
到了草地，王新兰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白天吃野草，晚上没觉睡。“因为都是水，一块干地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就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草地的夜似乎很长，王新兰她们又冷又饿。指导员到附近找来些枯草，生起一把火，领着她们搓手、跺脚、唱歌。歌声驱散了寒夜，迎来了黎明。王新兰回忆说：“当时，整天饿得发慌，有时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直冒金花。”
一天、两天、三天……她们在草地上走啊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头。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回望草地，已经有多少战友倒下了，留在了草地上。如今，王新兰说：“过雪山草地，印象最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那是在整个长征的两年历程当中，最艰难最苦的，而且说是挑战极限——那真是，每一个战士每一个红军都在向极限挑战，什么极限，死亡极限、生存极限。”
刚走出草地，张国焘公开和党中央搞分裂，下令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南下。9月中旬，王新兰跟着部队二过草地。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部队刚过一次草地，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路旁不断增添新隆起的坟头。王新兰和几个小队员谁也不说话，她们闷闷不乐地跟着部队走，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为什么不跟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过草地南下？”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走到草地边缘时，战士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终于又走出了草地……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军十数旅激战，毙伤其1.5万余人，但因自身伤亡过重，众寡悬殊，撤出百丈，被迫转入守势。而今，王新兰说，上边叫怎么走就怎么走，直到南下碰壁，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才真正知道是路线上出了问题。参加了百丈之役战场救护的王新兰说，此前，她还没有看见过那么惨烈的战斗：红军和川军相互扭结在一起，用手撕、用嘴咬，到处是死人，尸体摞在一起，纵横错列，触目惊心。王新兰和宣传队的同志一次次冲进硝烟里，把一批又一批伤员抬下来，“在百丈激战的7天7夜里，宣传队的工作特别艰难。经过百丈这一战，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百丈一役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开始。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集中在夹金山以南的天全、宝兴、芦山一带休整、集训。由于王新兰在火线救护和宣传中的突出表现，这年11月，她光荣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团员。
王新兰参加的集训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薛岳部纠集10个团配合川军向天全压来，王新兰她们奉命连夜赶回部队。敌人进攻暂时被击退后，红军被迫撤出了川西，由丹巴西进。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甘孜一带。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在官兵中蔓延……
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第一次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就这样，王新兰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了草地。王新兰说：“第三次过草地是最艰苦的一次，走到草地时，部队带的粮食都快吃光了。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也都挖光了。进入草地不久，不少人已饿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一个同志倒下了……”
10月10，走过万水千山的一、二、四3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庆祝胜利会师。至此，震惊中外的长征宣告结束。采访时，当记者说“您是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年龄最小的红军”时，王新兰笑了笑：“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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