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乌衣人家<br> 秦淮怀古<br> 茫茫往代，眇眇陈迹，从哪里开始呢？<br> 还是从乌衣巷说起吧。有本古书上说：“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郎。”（《景定建康志》）不过对于你我这些普普通通的读者，乌衣巷所以知名，并由之联想到王谢家族，恐怕还是受惠于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耳熟能详的小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我们尚是孩提的时代，我们的父母或者老师就为我们讲授这首小诗，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感怆的怀古幽绪：很久以前，在现在的南京——那时叫做建康，在秦淮河上，曾经有一座朱雀桥；离朱雀桥不远，曾经有一条车马填咽的街巷，名叫乌衣巷；在乌衣巷中，曾经世世代代居住着一些显赫的家族，其中最显赫的莫过于王氏和谢氏两家了。他们凭附着适宜的政治文化环境，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倜傥风流，钟鸣鼎食。后来那适宜的环境消失了，他们所仕宦的朝廷衰亡了，他们自身也败落了，那豪贵的高堂华邸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平常百姓的普通民房。当春天，当黄昏，当野花野草在夕阳中惨淡开放的时分，翩翩归燕虽然依旧在衔泥筑巢，却早已不复有当年显贵的“房东”。<br> 从刘禹锡的晚年算起，上溯到王谢的末代子弟，其间相距约300年，可谓去古未远，遗迹尚存。从刘禹锡到现在，又有一千多年流逝过去了。昔日的“今”已经成为今日之“古”，昔日的“古”离今日更加茫远了。倘若你有机会来到乌衣巷旧址，当然更不复有当年的气派与风采。一条长约150多米、宽约3米的仄隘小巷，出出进进着普普通通的南京市民。西装革履的摩登青年，代替了身着乌衣的风流子弟。向西走出小巷，迎面便是曾经流溢着六朝金粉的秦淮河。河面上横卧着三座其貌不扬的水泥桥：朱雀桥、文德桥、来燕桥。朱雀桥当然是后来修建的，也不过徒用其名而已，早已不见当年的风貌，连那附丽着刘禹锡感喟过的野草花也一并消失了。<br> 站在桥头，举目可见的是新修的大成殿、得月楼、江南贡院等拟古的建筑群，白墙黑瓦，飞甍雕梁，古色古香。附近夫子庙一带尽日熙熙攘攘，叫买叫卖，红男绿女，摩肩擦踵。可以想见，在被现代的高楼大厦重遮望眼的远处，是史书上常常提到的钟山、清凉山、覆舟山、鸡笼山，以及那不舍昼夜流贯古今的扬子江。只有它们才永恒存在。<br> 在新的鳞次栉比的“豪宅”、“华苑”面前，寒碜的乌衣巷旧址已不复有除地皮之外的很大实用价值，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引发着过往者对相关历史文化的记忆，使他们在这里驻足沉思。有首古诗云：“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乌衣巷在六朝曾经聚居着诸多豪族华宗，但在本书，我们也只能“忆谢家”了。<br> 谢鲲墓幽思<br> 关于这户乌衣人家，《景定建康志》的记载，刘禹锡的吟咏，都毕竟是纸上的东西，“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们的回忆从一件实物开始，这实物恰巧关联着本章的主人公，这便是谢鲲墓。<br> 公元1964年9月，在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北麓半山坡上谢鲲之墓出土，“冢中枯骨”早已不见，唯有墓志一块，碎瓷碗一只。墓志高60厘米，宽16.5厘米，以隶书镌刻，共4行，每行17字，所记十分简单，说他官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内史，死于东晋太宁元年十一月，相当于公元324年1月，时年43岁。为他营葬的有妻子刘氏、儿子谢尚、女儿真石，弟弟谢裒（音抔）、谢广。谢尚后面还要详述。真石的女儿蒜子后来成为太子妃、皇后、皇太后。谢裒即风流宰相谢安的父亲，官至吏部尚书的要职，谢广曾为尚书，二人在《晋书》中均无传。<br> 这位名士在一杯黄土中经历了1600余载的寂寞，重见天日，作为一件考古资料，当时人们纷纷由之确证着什么。郭沫若根据墓志上的书法，意欲确证书圣王羲之（他与谢鲲是同时代人）的书帖《兰亭集序》出于后人的伪造，在当时曾引起一场争讼，至今仍无法确证。我们在这里却可以明白无误确证：你看，有兄弟，有妻子，有儿女，这真是一户实实在在的“乌衣人家”。<br> 谢鲲是谢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从后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他是谢氏名士家风的开启者，在当时和后世的士林也颇有影响。六朝时讥人依靠世资坐取公卿，谓为凭借“冢中枯骨”。现在我们的叙述也从他开始，以他破题。<br> 前谢鲲家世<br> 农官谢缵<br> 谢鲲虽是六朝谢氏家风的开启者，却并不是六朝谢氏家族的始祖。在这里，先回溯一下谢鲲之前的家世。<br> 后世的谢氏子弟喜欢夸说他们的“华宗”，炫耀他们家族的“清流远源”，其实与当时其他著名家族相比，谢氏可以稽考的历史并不悠久。其他家族的先辈大都早在汉代已官高位显，史书上也皆有案可查，谢氏却并无这份殊荣。<br> 据说谢氏远古的始祖是周宣王的舅舅申伯，被封于“谢”地，后来失掉爵位和封地，其子孙便以“谢”为姓。《诗经·大雅·崧高》这首诗，就是申伯出封于“谢”时，大臣尹吉甫作歌向他赠别的。诗的开头赞颂道：“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意思是说：多么高大呀，那些巍巍的山岳，高大得一直耸入云霄。这山岳光降了它的神灵，生育了甫侯和申伯。诗中又道：“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意思是说：多么勤勉呀，申伯，愿你承续先王的事业。前往你的封邑——谢，为南国的诸侯们树立楷模。谢邑的旧址，有人说在今河南南阳金华乡东谢营村附近，但也有人说在河南别的地方，年代眇邈，人事难详，并且对于六朝谢氏子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考据也不是本书的职志。谢鲲可靠的家世，还应在信史中寻找。<br> 《晋书》谢鲲本传上说：“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祖缵，典农中郎将。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寥寥数语而已。<br> 关于谢鲲的祖父谢缵，我们没有多少话好讲，因为史书上本就没讲多少话，除这里外，其他地方都毫无提及，可以说默默无闻。不过他是六朝谢家有史可查的第一人，是他们的一世祖。他所曾任的典农中郎将是屯田地区的农官，负责农业生产和租赋税收等，地位相当于太守，那是三国曹魏时期的事情了。<br> 不过关于谢缵，也有一件传闻异辞。据说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谢家堂村还庋藏着他的墓碑，高1.58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已断为五块，上书“魏典农中郎将谢公讳缵之墓”，是其曾孙、谢安之弟谢万所立的，北宋进士谢文瓘重刻。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赝品。是耶？非耶？往事越千年，很多事都在时间的逝波里模糊了，难免农人指点至今疑。<br> 关于谢鲲的父亲谢衡我们却要多说几句，虽然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也很少。你看，他“以儒素显”，甚至当过“国子祭酒”，分明是位“硕儒”，而他的儿子却成为信行老庄放荡悖礼的“达士”，透露出社会与家庭的思想断裂与“代沟”。<br> 硕儒谢衡<br> 不少资料都说谢衡是“晋硕儒”，即饱学而纯正的儒者，但他的名字却不见于史传，准确点说，《晋书》没有为他立传。显然，尽管他“儒”而且“硕”，却无赫赫的事迹与藉藉的声名，不足以单独立传。这一点先就比琅玡王氏逊色多了。王氏在六朝的鼻祖王祥、王览兄弟位至三公，他们的传记紧接帝王后妃列传之后，名列晋代衮衮诸公之首。所以，谢氏的起点要比王氏低了许多，王谢真正能够并称是谢安以后的事情。<br> 谢衡的事迹仅见于史书字里行间的夹缝之中，爬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件，这几件都可以看出他儒者的本色。<br> 大约公元298年，即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八年，朝廷上曾发生一起有关“晋书限断”的小小争议，讨论撰写晋朝史书应从哪年开始。<br> 众所周知，司马氏原是三国曹魏的大臣，但从司马懿起已经逐渐攫取了朝廷大权，他自知条件尚不成熟，没有正式篡位，仍留着曹氏皇帝作为傀儡。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虽然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篡夺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定局，却也不急于黄袍加身。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才正式请魏元帝曹奂禅位，接过玉玺，登上金銮宝殿，史称晋武帝，追尊司马懿为宣帝，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这样，在司马氏登台的名义和实际上，便存在着一个不算很短的“时间差”。<br> “晋书限断”问题早在司马炎之世已经提出，因为意见分歧，便暂时搁置起来。司马衷上台后有人又重提这个话题。当时的争议分为三派。一派主张从正始元年（240年）算起，因为该年司马懿为太傅，与大将军曹爽共同执政，同时也开始了二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另一派主张从嘉平元年（249年）发端，因为该年司马懿突然袭击，发动了一场高平陵政变，捕杀了曹爽及其党羽，从此司马氏独擅朝廷大权。第三派则认为应从泰始元年即司马炎正式登基开头才算名正言顺，名实相符。那是公元265年。廷议结果，采取了第三派的意见。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晋，也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br> 在第三派当中便有谢衡，时为国子博士，年龄不详。<br> 在此之前，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东平王司马楙上言，说其相王昌的父亲本居长沙，原有妻子，汉末出使中原，适值南北交兵，滞留北方，与前妻生死隔绝，音信杳然，便另娶王昌之母为妻。现在海内已经统一，王昌得知前母去世已久，请求朝廷就是否为之服丧问题加以平议。这是汉末动荡分裂以来死生离丧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朝廷上引起激烈辩论。谢衡首陈己见，认为此人虽有二妻，但事出有因，于“道”无害，王昌应为前母服丧。后来还是晋武帝一锤定音，否定了谢衡的意见，说王昌不应服丧。谢衡当时的官职是守博士。所谓“守博士”，即实际官阶低于国子博士，而署理国子博士的事务。<br> 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皇太孙天亡，朝廷上就惠帝是否为之服丧问题展开论辩，谢衡也是第一个发言，时为散骑常侍。史载的谢衡两次发言都与“礼”有关，而且是当时最为敏感最被注目的丧礼，两件事情也都记载在《晋书·礼志》中。礼是儒家一向强调的社会等级和行为规范，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之一。<br> 此外，《晋书·王接传》中提及：“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博物多闻”指熟谙朝章国典、繁文缛礼，这正是儒者的本分。<br> 谢衡最有代表性的官职是国子祭酒，是“硕儒”之尤“硕”者。这种情况与琅玡王氏颇为相似。王祥、王览也服膺儒学。王祥是名闻古今的大孝子，临终以信、德、孝、悌、让训诫子孙；王览则是有名的“悌”者，朝廷上曾表彰他“服仁履义，长而弥固”。这种甄拔显扬儒者的情况，又与西晋之初的指导思想与用人政策相关。司马氏原是世世代代的儒学大族，一向重视礼，在曹魏时标榜名教即礼教，以与曹氏相抗衡；司马炎登位之后，更张扬以孝冶天下，故丧礼尤被重视。所以晋初的十五六年，儒学颇有起色。据《晋书·职官志》载：<br>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br> 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国子学是最高的教育机构，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贵族子弟为生员，以培养官僚为宗旨。国子祭酒是国子学的校长，有“国师”之称；国子博士是国子学的教授，也非“硕儒”莫属。<br> 把以上材料连属起来，可以对谢衡的生平仕履和风貌做一番大致的勾勒。他大约生活在曹魏末期至西晋末期，公元278年立子学时为守博士，298年之前转为博士，此后又历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可以想见，他博览群书，精通儒学，熟谙礼仪，为人严谨。循规蹈矩。<br> 在茫茫史海中，甚至在谢氏家族中，谢衡都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索，是因为在他身上透露出时代精神变迁的讯息。历史常常捉弄人：世世代代心仪老庄的谢氏子弟，其家族竟是以儒学开始的；身为“国师”的硕儒谢衡，甚至管教不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使他流为老庄浮华放荡任诞的“达士”，并且转而开启了子孙后世的门风！<br> 端委搢绅一下子变为麈尾名士，其中的原委，应到“八王之乱”和“元康之放”中去寻找，这是谢氏家风变迁的外部因素。<br> 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br> 八王之乱<br> 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一场历时持久的同室操戈。<br> 司马炎以异姓王的地位篡取了曹魏政权，上台后汲取教训，大封自己的亲族本家为同姓王，作为朝廷的藩篱与屏障。他满以为这些同姓王既是同根所生，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就一定会和衷共济，长治久安。但人世间事情往往违于初衷。权力是一件令人心摇目眩之物，同姓本家甚至手足骨肉之间一条轻柔的亲情纽带，远远抵挡不住权力的强大诱惑。<br> 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死，惠帝司马衷即位。也许是祖上心智用尽用绝，所以到了他这里，便有些不明事理。据说有一次新雨之后，他听到蛤蟆在田地里呱呱喧噪，竟问：“这些蛤蟆是为官而叫呢，还是为私而叫？”哭笑不得的臣下只得回答：“在官田为官，在私田为私。”这样一位白痴皇帝，怎能控制得了同姓王那急遽膨胀的权力欲？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控制不了。皇后贾南风是一个残忍、阴狠、淫荡的女人，她与同姓王相勾结，诛重臣，害太后，杀太子，其他同姓王又起兵把她杀死，并由此演成天昏地暗的白相厮杀，酿成“八王之乱”。<br> 互相残杀的八个同姓王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同、长沙王司马义（音义）、成都王司马颖、河闾王司马颐、东海王司马越。他们的势力你消我长，鱼贯入京，轮番作庄，最后收拾残局的是东海王司马越。<br> 八王之乱始于公元29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306年。这场漫长的厮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不用说是生民涂炭，名士被杀，国家元气大伤。第二个后果是北方“胡人”乘隙而起，相继称王称帝，问鼎中原，开启了“五胡乱华”之局。第三个后果是引发出称之为“元康之放”的社会思潮与风气。<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