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农业工作我成绩一般
1974年，在广东省委运动办工作了半年。之后，我就被调到广州市委当书记，分管广州7个郊区县的农业工作。
我在广外管农业工作那3年，成绩很一般。因为当时的农业政策没有改变，我也是老思想，没有突破那个框框。
广州的粮食生产一直都在徘徊。年景好，增点产；年景不好就减产。还是靠天吃饭，突破不了那种沉闷的局面。这关键还是受政策上的束缚，缺少重大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那时，一个生产队里多少亩地种粮食、多少亩地种经济作物，都是规定死了的。少种还要追究责任。我发现，盛产粮食的大队，种得越多，反而越穷。粮食价格是管死的，生产多了，又要加重任务，种粮食是很吃亏的。而且，这对耕种制度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良田不能增殖，土壤肥力不能增加。
“文革”后，我回到湛江去工作。这个时候，政治形势比较稳定、比较宽松，我下去农村调查时，发现湛江有1000多个生产队的农民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粮食总产量明显提高。
那时省里还是公开指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我因此不跟上面声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支持。
“文革”虽然结束，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基层干部还是过去的老一套，思想僵化，多少年习惯走集体化道路，一下子接受不了“包产到户”。有人形容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让农民分田单干，这不就又回到解放前了吗?有些基层干部还有失落感——农民自己干，就不需要干部来指手画脚。
一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这种偷偷摸摸的局面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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