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一个亦创亦译的过程。如赖和作品的从文言初稿到国语(白话)夹杂方言的定稿,吕赫若作品的从方言腹稿到日语或国语(白话)文稿。与此相应,台湾现代作家的创作用语其实可以称为创、译用语,它涉及文言、国语(白话)、日语和方言。
兹谈论台湾现代作家创、译用语的若干问题。
(一)台湾现代文学乃从倡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起步,又在日据当局强制阻限汉语的重压之下艰难地进步。然而,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写作用语,文言在日据时期始终是台湾作家主要的写作用语之一。
我在上文已经谈到,在台湾现代文学起步以后、台湾光复以前,“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只是部分地得到部分台湾现代作家的响应。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部分台湾现代作家接近和接受了国语(白话),但罕有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放松或放弃了文言。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提倡做诗,组织诗社以期保持汉文于一线”,他们使用方言、写作旧诗、结社联吟,用意乃在“特藉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这是台湾现代作家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情况看,日据当局政策调整过程中留下的空白也使得用文言写作的台湾作家有了乘隙活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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