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研究（第二辑）》：
三、抗战文化价值的制导
抗战文化中的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世界，而是相互依赖的两个领域。事实文化和价值文化之所以是相互联结的，在实践上是因为人的任何价值选择行为，都不能背离主客体的客观状态；在理论上是因为抗战文化的事实知识同价值认识不可分割。抗战文化中的事实知识，不能脱离价值的制导。作为人类价值认识结晶的普世价值，也要受事实知识的制约。这种制约或制导，对抗战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作用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决定文化实体内人们对理性、感情体验的深刻意义，想象的丰富和信仰的深度的需求”，决定个体文化心理素质及其行为。
从更深层看，抗战文化价值的普世功能不等同于主观欲求，它一经产生就具有客观实在性。在某一受众体内，价值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决定着该受众体成员对抗战文化现象的价值评价。让我们分别看看抗战文化的价值制约。
首先，利益和需要等价值会推动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抗战文化的生成。一般说来，人有何种需要、欲望与兴趣，就会创设一种文化与之相适应，价值动因是推动人类文化创造的内在根据，抗战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不过是顺应人的需要这一本质的产物。
其次，文化价值决定抗战文化系统的形态、模式和走势。从纵向维度看，价值制约着抗战文化系统不同社会形态演进的时代内容和具体形态，随着价值观的嬗变，抗战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也发生或快或慢的历史变迁。各种具体形态文化的价值观主要是在两大类价值及其实现手段之间进行选择和普世的。抗战文化需求的制导，其一是富裕、殷实盛世等生存物质生活价值，其二是社会安定、公平、自足、平衡、和谐、宁静等精神生活价值。很多人把传统文化理解为一种感情的力量，这未免有失偏颇，既对国家不利，对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也不利。所以，抗战文化的价值制导在国际化关系中，应该从民族变化中，从传统文化发掘一些理性的因素，给物质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让它能持续地发展。商品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广泛扩展，无止境地追逐享乐，有人迷惑，有的人甚至做出错误的价值抉择和文化设计，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演变为在一定时期流行的价值观——求享受，变成人们向往的价值目标。
世界各民族由于主体身心结构、需求结构及社会关系结构部分相同，所以抗战文化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是相通的。在共同价值观的制导下，不同民族的抗战文化自然有相似之处。“人类学家中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一个流派，强调以一种平等、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异民族’与‘异文化’，认为别的民族、别的文化是跟我们的一样有价值、一样值得尊重的。”然而，每个民族又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和特殊需要，由此决定各个民族不同的价值个性，不同的价值观导致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各异的文化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抗战文化学者要担负的任务是很重要和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抗战文化的价值制导。
研究抗战文化价值的普世性，其目的在于确认抗战文化的社会意义：一种文化是为谁服务的，是否有利于财富的增长，是否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否能给人们带来持久的和平幸福。抗战文化与自然科学不同，抗战文化价值不追求那种可量度的客观有效性和确定性，因为它所关涉的对象并不是可还原的、可量度的价值事实。唯有理解，抗战文化的价值、意义才能起到普世性作用。我们说：抗战文化价值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历史事实因主体意向的介入而向主体显现新的意义结构，另一方面主体或读者（观众）由于受到抗战文化的饱含生命激情的“活形象”的召唤而生成为一种感性的存在。最后，抗战文化价值的普世性就在这种意义的双重建构过程中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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