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三章 文学革命运动
和新文化运动
中国文学，自东汉提倡四六骈体以后，就未逃出过咬文嚼字的圈套。韩昌黎虽是有过一次的改革，但结果还是没有多大的进展；兼且韩氏在文学上加了一个“师古”的口号，至使中国的文学，到了清末还是模仿古人。模仿古人，便没有创作性，没有生气，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文学空气中，学术思想必不会突飞猛进的，因为文学是表现思想的工具；工具不好，思想自然也大受阻碍。而且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他既用了许多工夫去模仿古人，去咬文嚼字，试问他还有多少余力去思想，去发明呢？同时他既天天沉迷在模仿的工作里，自然“模仿成性”，不肯创作了！中国学术界自秦汉以来，便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原因。
欧洲文学传到中国来后，中国人渐渐感觉到自己文化的缺陷，于是那些新思想家就起来提倡效法西洋。他们看见自己学术的没有生气，他们看见有思想的人都消磨在咬文嚼字的工夫里，他们又看见西洋语言文字合一的好处，所以就思有以改革。最先去提倡革新的，是王国维氏，梁启超氏，谭嗣同氏等。王氏可以说是最先彻底明白文学价值之一人；他在“文以载道”风气甚盛的时候，竟能够以“描写人生”做文学的目的，竟能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能不算是识胆过人。后来他转变了研究的对象，对文学改良一方面遂不能有多大贡献。至真能影响一时，能够做文学革命的先驱，我们就不能不推梁启超谭嗣同诸氏了。梁氏写文章，完全不像桐城派的古文；他自己说他写文章——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二）
他不但创造一种新文体及输人日本文的句法，他更能把戏曲小说与论记文平等相待，能够领会文学的真精神。所以钱玄同氏说：
梁启超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胡适文存》页三七）而且梁启超谭嗣同等氏，又提倡过汉字改革；谭氏在他的《仁学》，更主张废除汉字，实在是识胆过人。因一国学术的盛衰，完全是由于教育的普及与否；想求教育的普遍，非将艰深的汉字改成拼音文字不可。所以嗣同先生的主张，实在是补救时弊的良药。戊戌政变之后，国人对于文字的问题，渐加注意。当时许多人发起了一个国语运动，研究拼音字母，创作简字字谱，势力颇大。一九一一年，民国成立，这个国语运动就大为发达：教育部更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注音字母三十九个；民国七年，教育部更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民国八年，又重新颁定注音字母次序。国语运动到了这个时间，可以说是到了全盛时期。一时有名的新思想家，如吴稚晖氏，钱玄同氏……都极力替国语运动宣传；而且当时上下一致，对这个运动表示同情。后国语运动便渐渐衰落，到了现在便完全沉寂了。
民国五年间，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运动”——最兴盛的时期，文学革命开始了。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有同一的目的：求文字的普遍；但文学革命运动，更进一步要打倒那“半死不活”的古文，更进一步要建设有生气的国语文学。参加文学革命的文人学者很多：他们的领袖是胡适氏和陈独秀氏，他们的健将有钱玄同氏，周作人氏，鲁迅氏，刘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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