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交通工具极其缺乏。军队需要大批车辆、船只，逃难的各种人群也需要。对于如何统筹分配，国民政府缺乏计划，以致政府原先答应内迁的交通工具，也很少能够兑现。无奈，各厂只好各显神通，自觅车船。长江下游镇江以下江面8月14日已被封锁，直接从长江运输已不可能。唯一的运输路线，便是用木船装载，循苏州河至苏州，再以小火轮船托运至镇江，然后再转轮驶往武汉。运输时，为了躲避敌机空袭，各船保持半里左右的间距，并在船上盖上树皮、茅草之类的东西以为伪装。在船的四周，还放了些钢板，以防流弹和弹片。途中遇到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进。
通行证问题也是让内迁工厂头痛的事情。八一三淞沪战役开始后，上海四周驻满了军队。为了清查汉奸，各军队对于所辖地域的道路，派兵拦守，自发通行证或护照。这给内迁工厂带来很大困难。内迁工厂把机器搬出市区时，要持上海警察局的通行证，到了军队防区又必须有军队系统的通行证，方可通过。于是，内迁工厂只得向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交涉。几经周折，监督委员会才设法从上海市长处得到100张护照。谁料，这一消息被宋子文负责的上海市运输委员会)得知，事前抢截下99张护照。直到10月17日，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接近尾声时，监督委员会才领到100张空白通行证。
内迁工厂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终于到达预定目的地武汉。至1938年年初，共有140家左右的工厂迁至武汉。其中上海厂家121家，其余为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厂家。然而，武汉也并非久留之地。一则因为日军接踵而来，局势渐趋紧张；二则大部分工厂设备简陋，再加电力不足，缺乏订货，无法复工。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的留难。当时成立的负责内迁事宜的工矿调整处选中武昌城外的洪山与簸箕山附近的荒地，计划征收、购买，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与地主谈判，每谈一次，地价就上涨一倍。工矿调整委员会派人与省政府与县政府交涉，亦不得要领。无奈遂向邻省湖南征询意见，湖南当局以高征产销税为条件，工矿调整委员会不得已而放弃。最后，由于四川省主席刘湘的热情邀请，才使得迁徙之地有了着落。于是，内迁工厂再次走上跋涉的征程。大部分前往四川，一部分前往湖南、贵州、云南、陕西等地。
从武汉到四川的长江水运，由于缺乏轮船，不得不起用已经“赋闲”的柏木船。柏木船是一种平底船，大者载重120吨左右，小者载重十几吨，上行所载重量仅及下行时的60％，主要靠纤夫拉纤行进。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