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1964年生，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主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文汇报全国随笔大赛一等奖及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多项。著作已出版近二十种。主要有：《清凉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时间深处的孤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梦痕烟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浮世逸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水月镜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纸上的风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鬼神泣壮烈》（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夜雨秋灯有所思》（漓江出版社1998年）、《风雨叹逝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 998年）、《梦中说梦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霜风与洒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缀满比喻的生存》（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语文忧思录》（大象出版社2002年）、《漏船载酒》（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墨汁写因缘》（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男女相貌奇谈》（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大梦谁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故纸风雪》（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5月）等。

    历史散文家伍立杨积十年之功写成此书。他以独到的视角，深沉入骨的笔调，叙写发生在晚清的一个独特历史现象，即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对清朝统治者实施暗杀。作者通过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为一段湮灭的历史理出了全新脉络。

    一  缘起
    社会转型以来，言论渐趋发达，而知识分子问题的含义，各家起而论之，众口呶呶，其说至繁，有如操戈。若就焦点观之，多就人格依附、颠倒扭曲而审视集矢。读之气馁。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政治文化阶层，几十年颇与独立自由相疏离，自有其历史之一贯性。即令战国时期诸子疾呼、处士横议之时代，也被视作“争得一个好差使”。更有一种“工具论”将其一概抹杀，相当长的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形象更是弄得灰头土脑，日趋下矣。
    其实就算用最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规范，也不能掩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古今一贯的民权元素和抗暴精神，只不过在历史上它是曲折隐约，其光辉时强时弱，与历史进程相始终的。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一独在的阶层，而领历史潮流的先锋，巍然为国族精神之祭酒的，我以为就要数辛亥时期（前后各推十年）的知识分子了。无论是老式学究，抑或新派书生，俱有操纵言论之资格，立言纪事，令国人尤瞩耳目。其人各各下笔又俱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真本领，或怒目金刚，或缠绵悱恻，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其人忧愤国事，为民请命，在在牵动国人神经中枢，即枭雄独夫，隐然有未敢与公论抗与公理战者。更以践行理想，备尝艰危困苦，携笔从戎，一腔赤心血忱望前做出，真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的文章功业，襟袍节概，葆有刚健笃实之美。这个知识分子集团的浩气英风，不但包含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家的时代灵魂，也包含了对学术认识的深切。他们受良心的驱动，将人类进步合理的核心精神合而为一。既有先民遗留的文化结晶，又取法欧美先进的民主理念，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凝成精光不灭的历史灯塔，雷霆走精锐，拓开万古之心胸。
    对一套数十册清末民初近代“学术经典”的人物选择的偏漏，李慎之先生说“最不可理解的是，这一部几千万言的大书也不知为什么竟不收中国学术（哪怕只是文史哲）转型期间，旋转乾坤，承先启后的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这几位顶天立地的人物”。这一问，实在也大可纠正世间对知识分子内涵认识的单调偏颇。
    辛亥知识分子集体，容有变易流失，但总体来看，他们虽已是“前人”，但其功力素养、精神状态实在远远高出于并世的知识分子以上。这样的历史积累的闪光，岂但空前，恐怕也势将绝后。
    传统当然并不全是优良的，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乃是极权者承袭了历史上最恶劣最反动的传统，更变本加厉地将恶性毒性因素扩大蔓延开来，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空前黑暗野蛮的一叶。而知识分子的良性传统、精神为之荡然无存；人权民主，一齐扫地。可以说，知识分子之独立自由精神，与专制极权的对立，也即是民主人权与黑暗野蛮的对立。二者的盛衰消长，决定影响了文明进程的前驱与退化。在专制的全面肆虐之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庄稼之遇蝗灾，且在缺乏阳光空气的情形下，萌芽更加不可能，知识分子的状态也必同大众一样，出现叩头者、媚求者、钻营者……甚至将其灵魂完全出卖给反人道的魔鬼，面目可憎，龌龊不堪……精神之可怖一至于此，流患及于今，知识分子问题之内涵，也就矛盾丛生，疑窦重重。
    知识分子精神形象的修复重建，不独知识本身的浇灌须多维加强，即肝胆良知的培育丰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不但需要向“前”看——把握今后长远之未来；也更要向“前”看，——向从前的历史重温求取，尤其是去今未远的辛亥知识分子的精诚傲岸，血化时代的人类心史。饮水思源，盖遗泽在人也。
    这一切，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但民主制度恰恰需要知识分子以民胞物与为立心立命之所，潜移默运，孜孜奋斗以求，而非怨嗟悲叹守株待兔可以得来。民国肇建之后，关于民权的规定，已大略接近最先进的欧美国家，袁世凯与同盟会的冲突在于后者将国会的权力尽量提高，对总统的权力多方限制，此诚中国前所未有之事。
    我的朋友鄢烈山先生，一位忧患漠漠的罕见书生，在《谁是英雄》一文中，尝对辛亥人物大生景仰。他说：“参谒黄花岗烈士陵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自由女神像，二是刻有崇拜英雄题词的纪念碑。前者位于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的上方，显然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翻版，她的现身揭示了七十二烈士爱国壮举的精神渊源。崇拜英雄四个字是那样地使我感动，有一种大雅久不作之后忽闻金声玉振的感觉。”
    这样粹然无滓的心情愿景，久违了！那一代智识者，经营革命几十年，掷无量头颅，流无量颈血，搏取共和，虽苛求之结果难谓完满，毕竟开两千年未有之局，平民政治理念与模式起码造成胚胎雏形；专制者欲复活独裁，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顾忌。至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总体人格特征，则大多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其高出寻常万万之胸襟气度，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其人也，大抵以壮怀激烈为心情底蕴，但也有“英雄无事且种菜，豪杰多情总爱花”的伤怀和扼腕之痛。更有“万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均出《民权素》辛亥无名氏作）的深长感喟。这是一种为整个人类叹惋的强烈生命意识。在辛亥人物的文字里，几乎俯拾即是，那种对人本命运的深思，衍成生命的苦闷和疑问，梦醒失路的心灵创痛，从而造成其性格精神的立体多维，也即精神形象的丰富性。悬想百年前的血性男儿，刚胆柔肠，似犹历历在目间也。据后人统计，当时自孙中山先生以下，各地发动革命、运笔启蒙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约三万之众。他们一息尚存，未尝稍懈，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正是他们良工心苦的运作，令近代中国的根本转型，得以缓慢而艰苦地启动萌生。起码走过了如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转型期漫长的瓶颈）的一小半，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隐约在望；而理想中庄严璀璨的中国，也因而葆有了一线之希望。所以，鄢公烈山的英雄崇拜情结，由衷而深厚，饱含对世界文明大势的高度认知，眼光敏锐，视界高阔，似源头活水，在精神链接上，传承共生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气质以及高贵的行为方式。
    二  白刃可蹈  自由不可戕——暗杀古风之复苏——英雄儿女，旋风四起——生存竞争的野蛮实况
    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亢厉无畏，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赴义刺秦皇，易水送别之日，酒过数巡，击筑和歌，声甚哀惨。荆轲仰面呵气而成白虹，当其登车远去，催鞭疾驰，竟无反顾。惜因剑术疏损，竟一事未成，而樊于期之头，算是枉献了。留侯张良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于强秦，与民间力士制铁椎重百二十斤，当秦皇东游之际，共狙击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秦皇未死，然已令天下震动。尤以挟刚健之德、恢廓之气，不畏强御，而奋身攘击专制暴秦，使正气不致阉淤，巨奸有所惊惧，谄佞削其恣张，到底义在难能，振侠道，锄强梁，倡民气，魂魄馨香，足以仪式来兹，此读史者所深慨也。
    生物界最残忍者莫如虎豹，然虎不食虎，豹不食豹，以其同类故也。最残忍者且不伤及同类，况万物灵长之人乎？帝王专制异化人性，日日以残害同类为事，此真虎豹所羞为者矣。清末民初，国基飘摇，民贼强梁，盗匪军阀，与乎志士豪俊，膏粱子弟，纵横迷乱，交汇万状。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纫其中。忧患如焚之党人固滔滔何穷，包藏祸心之权贵则漫漫安竭。清廷对外则屈膝卑躬，一般官吏又在在虐民以逞。瓜分之祸，迫于眉睫，而饥馑交侵，民不聊生，小民黔首，几不被视为人类。社会情状，更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智识先进默察世运所系、风会所趋，强抑血泪，暗策革命。仿佛炸药既实，唯恃引火线而后燃。南国尽有喑呜叱咤之雄，燕赵亦多慷慨悲歌之士。云蒙雾合，风起水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略获潜濡默化。而虏廷之挣扎残杀亦版本升级；革命党人，身受专制痛苦，为着救亡图存，乃密策潜行，分途运动，联络同志，不敢稍安，踏上从事狙击暗杀的不归之路。一时英雄儿女，刚胆柔肠，遂令怒火之花，锋镝间发；旋风四起，惊雷震震。
    1912年3月29日，袁世凯令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图为其中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右起为国务总理唐绍仪，署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为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部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数为一亿四千三百余万，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人口已猛涨至四亿二千六百余万。而外患内残的情况下，人口的繁盛，并无昌隆熙攘的景致，反而徒使气象愈糜，仿佛冻蝇病禽，既无以抗衡四海之列强，而内耗摩擦加剧，势已演成生存竞争之野蛮实况，民气浇薄渐至颠危，此又为自灭之道。这种紧迫关头，必待智识阶层的先进人物，奋当前路，牺牲己身己利以求公道，负起改变当时世界服从奴役之常态，各自奔赴自由之前途的责任。而实际上建立民国的潮流，亦在此时期载沉载浮，涌动不已。并由纸上之论道，发展到驱除民贼、增益人权的实际行动。革命的潜势力，普及于海外内陆足迹所到之区，一时志士如鲫，俊杰如林，而清廷妖孽渐有救死不暇之势。
    然而，将欲生之，必先死之，不能驱暴政与俱死，必不能援之以俱生。革命党中精英勇士，毅然踏上险峻的暗杀之路，仁者不畏死，杀身成仁，以其爱生也。白刃可蹈，以自由不可戕也。英雄们的接踵牺牲，终使壅塞愈甚者，溃败愈猛。而其怀抱奇瑰的刚正气质，恰为专制之劲敌。
    三  生与死的社会生理
    ——社会体格与生命进化法则——侠义气质的文士——风云起于襟袖之间
    对于死灭的势力，不仅人类，就是一切生物，都在奋争抵抗。据生物学家观察，秋天野火迫近烧灼的若干紫丁香与李树，当九月底会为之再度开花。此固求生的强烈趋向，实为生物万有的要律。
    凡生物当环境逼迫达于极点，若不能自新以求适应，则生命终将随之消灭殆尽，而变化即是生命进化的法则。晚清社会体格，为衰老及顽钝的细胞所充斥，河决鱼烂，而淫逞不收。如不实行剧烈的新旧代谢，则民族国家行将如败叶坠地，永无再起之日。鲁迅先生谈历史，以为只有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及求为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即晚清国貌，而求与奴隶告别者，革命志士有焉！他们本来实在是些和光同尘、束身自好的读书人，其所以不能忍者，在谋求今日老中国疲弱颓丧变为明日东升之旭日矣，其所以执利器而致敌死命者，又与佛家的精神沟通，所谓“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智者静以俟天，勇者决以自任。故不但与一般社会的苟且偷安诀别，也与自身私密的卑怯告别，从而走上一条万死不辞的险峻之路，决意死此一己不自由之身，而求自由世界的实现。自此，可能存在的唯唯否否，可能存在的胆小荏弱，可能存在的私人顾虑，均一扫而空，而以孤胆英雄之身，穿行于茫茫人海，混沌时空，并不辞与豪游结客，蛇行鳞潜，坚忍卓绝，履险如夷，做一番万夫莫当的事业，胸藏块垒，而令风云起于襟袖之间。他们与今日某些集团百无禁忌，甚至横行不法的暗杀截然不同，后者无论如何强悍都只是阴暗的私利，私怨授受而轻生死，解之使人志气不扬。看看那些在政坛上下其手，无廉耻，无节操，变节易说以迎合当世而取禄位者，纷纷皆是；对照先烈，这些人人格在哪里，心地果何如哉！而烈士们所代表的人类的良心，其大志格天，昭昭然可揭日月而行。他们说到底只是一些书生。而中国历史上流芳百世，为后来所赞美的人物，多半是带有侠义气质的文士。清末民初行刺的烈士们，即以此种非常的手段，实践那惊天动地的伟大行动，证明那为人类尊严的慈悲大愿，从而替历史留下最富有人格化的里程碑。
    四  暗杀的展开
    王充针对汉代社会的集体虚妄，以他的名著《论衡》来下一帖严格的批评，那是因为社会有病。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论衡》这部大书里，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会党对社会的批评，除了昂勃激烈的辩正文章指斥时事、抒写哀怀之外，耳闻目睹的，人之死去活来者，无一不是人问十八重地狱，令千古英雄为之气阻，故不惜奋翮冲霄，携剑一击；盖以中国时局，已万不能仅在枝节上推求，而须根本上之解决。温生才烈士牺牲后，同盟会之大文人雷铁崖称其“为四百兆同胞吐气，虏官震掠。”即如彗星一抹划过夜空之闪光，使国人听捷音而起舞，企望人间有以转化趋良之可能，则自身之成败利钝，初不十分计较也。
    德国军事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战斗）时刻精神因素至为重要，相持的双方，一边以力量悬殊而显弱势，则此弱方越应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的紧张和防备程度，否则视死而惶悚，临阵而折勇，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会无济于事。
    古有王者之怒，诸侯之怒，布衣之怒数种区分。布衣之士，平常百姓也，其坎坷、蹭蹬、奔波忙碌，皆隐忍之，其所以不能忍者，所处之时，较之桀纣之世实又过之，天下良善多失意之士，大率为真风告退，大伪斯兴，暴政横施，而疮痍满目，加以中国内忧外患，杀伐频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种种惨绝人寰的场面触目皆是。虽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潜），然布衣不怒则已，布衣一怒，则敢以颈血溅诸侯，尤以布衣中的智识者最见激愤，此所谓“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矣。柳亚子先生回顾当时情势，尝谓“现在帝国主义的头脑，和他们手下的鹰犬，够得上暗杀资格的，当然很多”。这也正是革命健儿誓死奋斗的背景所在。
    喻培伦烈士，四川内江人，辛亥三月广州起义被俘，临刑大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他这种心音，今日读来历历如绘。喻烈士聪慧异常，擅长暴烈药术，汪兆铭谋炸载沣的炸弹就是他所手造。事败之后，欧美的拆弹专家为之惊愕不已，而其一切所为，皆在“学说不可绝”。

一 缘起
二 白刃可蹈 自由不可戕
三 生与死的社会生理
四 暗杀的展开
五 精密布设 炸毙凤山
六 报界奇才黄远庸冤死异国
七 旧制度与大革命
八 清朝廷之倒行逆施
九 《暗杀时代》——不朽的奇文
十 一龙一猪 一凤一鸦 集于一身
十一 择善固执 杀机深潜
十二 “民主政治是天下公理”
十三 非常年代的运作
十四 狙击先声的回溯
十五 散点与聚集：同盟会的辐射式构架
十六 革命者的惨重牺牲
十七 孙中山先生的暗杀理念及政治理念
十八 拼着劲血头颅：民主政治与人权诉求
十九 伤逝与悲怀
二十 空想，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的暴烈
二十一 帮会与革命的生死契阔
二十二 中国革命与近代俄国暗杀风潮
二十三 后期国民党暗杀之质变
二十四 恐怖集团与强权政体
二十五 比较特殊的个案：刺杀孙传芳
二十六 狙击袁世凯 袁氏丑态
二十七 改良与革命 冲突的一幕
二十八 南北人情一瞥
二十九 狙击功效之显例
三十 陶成章生前身后
三十一 哀感顽艳的革命者情史
三十二 狙击理念的再现文化、政治的一统关系
三十三 喋血以争的革命精神
三十四 入木三分骂亦佳
三十五 同为斯民致太平
三十六 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