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斌，1961年12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另为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学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学术委员。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br>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特别是明代文学。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浙江省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专著4种，发表论文40多篇，另参加10多种著作的编写。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曾在香港浸会大学、哈佛大学、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多次到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

    “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个封建王朝的宿命，然而轮到明王朝的头上时，似乎尤其壮观和惨烈：想太祖朱元璋白手起于草莽，在群雄环伺、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步步为营，仅用十五年的时间就开创了大明的基业；然到了崇祯帝时，却是满城烽火、君臣相弃，让人感叹“亡国之惨，未有过于明末者”。胜败岂无凭，本书撷取明代历史的精彩片断，从“议大礼”到“争国本”，从于谦到袁崇焕，以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勾勒出明王朝“日落月升”的图景。<br>

    朱元璋的战略决策<br>    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并不是最早起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力量也不是最强的，但他却能崛起于群雄之中，四十岁那年就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他的战略决策正确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他十几年间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中，有两项决策又尤为关键。<br>    第一项是他攻下集庆（今南京）作为基地后，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稳步发展战略。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卒，朱元璋开始独立发展。至正十六年他率军渡江攻克集庆，至正十七年攻克常州、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大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了徽州儒士朱升，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朱元璋深以为然。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年里，他也确实是按这一方针行事的。<br>    考察一下当时全国的局势与朱元璋所处的环境，我们就知道朱升的这个九字方针实在是审时度势，精辟之极，其价值不亚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就全国而言，当时群雄并起，早已形成割据的局面。北方是察罕帖木儿等人的天下，中原是韩林儿、刘福通的地盘，湖广、江西一带是徐寿辉、陈友谅的地盘，江南、浙西等地则是张士诚的地盘。这几支力量都远比朱元璋强大。另如占领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占据四川的明玉珍、占据福建的陈友定等，实力也在朱元璋之上。仅就朱元璋所占领的集庆一带而言，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部将所据，张士诚占领平江（今苏州）后正向浙西一带扩张。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如轻易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向外扩张，就很容易导致周围之敌乘虚而人，使好不容易获得的地盘落入他人之手，丧失立足之地。比较可取的战略就是实行谨慎的蚕食战略，向集庆周围城市发动一系列小规模战斗，逐步占领它们，形成对集庆的一道保护圈，从而立稳脚跟，这就是所谓的“高筑墙”。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筑起的这道墙对保卫集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周围强敌的拉锯战都在这些周边城市进行，不至于让敌人动辄打到集庆城下。而一直稳固集庆这个基地，对朱元璋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以至统一全国至关重要。<br>    所谓“广积粮”就是要军队生产自给。当时军阀们都靠搜刮老百姓维持军用开支，每到一地，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其土地、城池也往往旋得旋失。朱元璋志向远大，立志成就一番大业，因此他整治军队军纪十分严明。但军粮从哪里来？就在朱升向朱元璋提出“广积粮”的建议后不久，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得力干将康茂才为营田使，主管军队生产自给和辖区内的农业生产。不久，朱元璋发现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唯有浙东婺州（今金华）一带可以拓展，遂率军攻取，然后在这一带兴办学校，发展农业，使之成为集庆的后方依托。可以说，“广积粮”不仅是个经济战略，也是一项政治战略。它使朱元璋辖区内的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也使朱元璋的军队保持了良好的纪律。<br>    当时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等都已分别称帝称王，因而成为察罕帖木儿等忠于元朝的大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都与元朝大军展开过大规模较量，双方都伤亡惨重。另外，群雄之间互不相让，张士诚与韩林儿之间，徐寿辉、陈友谅与韩林儿之间等，都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唯独朱元璋长时期内一直未与元军正面交锋。也因为他“缓称王”，因而能与已称帝称王的诸强虚与委蛇。至正十五年韩林儿遥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禧、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朱元璋虽然“慨然日：‘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但还是“念林儿势盛可倚借”，乃用其“龙凤”年号以号令军中，直到自立为明时为止。当时察罕帖木儿破山东红巾军，江淮震动，力量最强，朱元璋也“遣使通好”，也就是表示归顺。元朝派了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经过海道入长江至集庆，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赐以龙衣御酒。刚到集庆，察罕帖木儿被刺，其军瓦解，朱元璋遂不接受任命，杀了马合谋，因为张昶有才能，把他留了下来，任命了一个官职。不久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誓师河南，军势复振，朱元璋又派使者通好，凡七上书，扩廓均扣留使者，不予答复。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也曾有过和议。总之，朱元璋“缓称王”，不当头，就为自己实施灵活的外交策略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不必责备朱元璋奋斗过程中竟然有这么多向“敌人”屈膝求和的不光彩历史记录，有这种看法即属于书生之见。在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环境里，并没有固定的敌我之分，保持生存和求得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必须随时调整战略，趋利避害。正是在“缓称王”的策略指导下，朱元璋逐步积蓄实力，在其他诸强把元王朝的军事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之后，他动如脱兔，后发制人，以迅雷闪电之势，风扫残云，统一了全国。<br>    说朱元璋全靠投机取巧夺取了天下，又不尽然。当时几支最强的力量中，察罕帖木儿和韩林儿在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了，但分踞朱元璋东西的张士诚、陈友谅（他杀徐寿辉自立）依然很强。陈友谅兵力远强于朱元璋，且有居于上游之利。张士诚盘踞最富庶的江南、浙西一带，财力雄厚。他们都与朱元璋势不两立，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不可避免。当时朱元璋腹背受敌，陈友谅也一再邀张士诚夹击朱元璋，共分其地，朱元璋的处境非常危险。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守？如主动出击，是发兵西上，还是挥师东下？这时候朱元璋作出了他夺取天下过程中另一个最关键的决策。当时他的谋士、部将们在应主动出击这一点上基本一致，但大多认为陈强张弱，应先东后西。朱元璋认为不然。他分析张士诚虽兵力不如陈友谅，但也不弱，且财力雄厚，足以支撑较长时期。如久攻张士诚不下，陈友谅野心勃勃，急于独霸。必倾力来犯，那时首尾不能兼顾，必败无疑；如发兵西上，先与陈友谅决战，张士诚为人犹豫不决，只想坐收渔翁之利，必不会袭我后方，待全力解决陈友谅后，再东指张士诚，必将势如破竹。众人都赞同朱元璋的决策，于是全力西进，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这是朱元璋夺取天下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陈军号称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兵少船小，士兵站在船上往往连陈军的船沿也够不着。但朱元璋身先士卒，几次陷入重围中，朱军愈战愈勇，以弱胜强。在混战中，陈友谅从船中探出头来观察情况，被朱军将士一箭射穿头颅，于是陈军瓦解，大败而归。朱元璋乘胜追击，次年初即迫使陈友谅之子陈理归降，占领陈氏的全部地盘。尔后朱元璋挥师东下，攻灭张士诚。继而发兵北上，赶走元帝，同时派兵收降方国珍，消灭陈友定以及明玉珍之子明舁，犹如秋风扫落叶，势不可挡。在鄱阳湖之战后四年，朱元璋基本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事实证明，他当时采取“先西后东”的战略，是洞察敌情后作出的正确决策。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激战时，果然张士诚除曾派小股军队骚扰朱元璋后方外，几乎按兵不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以全胜之师对张士诚发起总攻，直到次年十一月才攻下湖州、杭州等外围城市，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才终于攻下平江。倘若朱军当初“先东后西”，必定久攻不下，陈友谅乘机来犯，朱元璋必定全军覆没无疑。<br>    打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关键的也就是那么几步，成败皆系于此。因此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元末明初的文人集团与军事集团。<br>    当代一位名人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分子是毛，人民大众是皮，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里所说的“人民大众”，也可以理解为由政治家、军事家们率领的革命队伍。因此这里所说的“皮”与“毛”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政治家、军事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而有很强的依附性。他们必须依附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否则干不了什么大事，甚至生存也成问题。这位名人精通中国历史，他对现实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实际上都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为底蕴。他的“皮毛论”也不例外。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军事家及广大民众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但在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确实如此。据此观察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现象，我们会有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之感。<br>    且说元朝末年，全国存在两个重要的文人集团，一个是吴中文人集团，一个是浙东文人集团。为何它们都在江南？一是因为唐宋以来，东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文化中心也随之出现南移的态势。二是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重用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的汉人，歧视南方人。他们不太重视汉族文化，科举考试制度长期废置不行，选拔官员多取自刀笔吏和武将。南方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登上仕途的机会。即使人仕，也只能担任一些佐贰卑职，很难有致身通显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南方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那些家境富裕者，不做官照样锦衣玉食。因为不必穷年累月钻研科举考试之道，又没有官场公务和种种客套的束缚，他们反而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事情。有的遂专心致志地讲习践履两宋以来得到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有的则从事诗文、散曲和戏剧创作以自娱。于是有元一代，特别是元代末年，南方理学名家辈出，诗人猬兴。当时凡想做官的都往北方跑，凡有志于文化艺术的都流向南方。由于文化传统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南方文化事业又相对集中在现在的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五地，而尤以吴中和浙东两个文人集团最为活跃。<br>    当时的吴中地区，以平江为中心，西及无锡、江阴等地，东至松江，还包括现属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这一带是全国著名的粮食和桑麻产区，又兼有渔盐之利，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城镇繁荣，商业发达。元代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蜂起。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盐贩张士诚起兵，十六年二月破平江，二十七年九月为朱元璋集团所灭。在这十余年间，元朝的军队与农民起义军之问，元军的各派系之间，农民起义军的各个派系之间，在中原、关陕和楚中等地展开鏖战。张士诚集团属于打着帮元王朝扑灭红巾军旗号的所谓“义军”系，与元朝一直保持着时降时叛、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没有胆量出兵与群雄争锋，只图保境自守，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故吴中一直比较安定，外地躲避战火的人多流寓于此。张士诚为人颇为宽厚，轻财好施。起事不久，即筑景贤楼，开弘文馆，招礼儒士，信用文吏。其弟张士德封楚国公，官平章，总揽军政，尤能礼贤下士。其他重臣如左丞潘元绍、参政饶介等，周围也聚集了大批文人。当时许多文人都进入张士诚的幕府任职，如杨基曾任记室，徐贲、张羽都曾被任为属官，陈基任学士院学士，张宪任枢密院都事，陈汝言任参谋，张经任松江府判官，钱用壬任参政，苏大年任参谋，陈秀民任翰林学士，姜渐任行省都事等。高启、余尧臣、宋克等可能也曾受职，杨维桢、王逢等虽未受职，但都是张氏集团的座上客，曾为其出谋划策。总之，当时居留在吴中的著名文人，几乎被张氏集团囊括无遗。<br>    与此同时，吴中的大地主、大盐商们也都建筑园亭池馆，养女优，玩古董，招延名流，咏诗作文。在一些有钱有势之人的倡导下，吴中还定期举行诗社活动，请著名诗人品评高低，给予奖励。当元代末年遍地战火、满目狼烟之时，吴中俨然成为新的“稷下”、“邺下”，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br>    可惜好景不长，平江不久即被朱元璋集团攻破了。朱元璋集团的主要军事、政治领袖，都是淮西一带的下层贫民，淮西地区当时十分贫瘠，朱元璋等人青少年时期都曾饱受饥寒流离之苦，长期浴血奋战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种淮西农民和武人的身份经历，使他们对贵族地主阶级及其奢侈豪华生活有一种本能的痛恨，对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心理。他们掌握政权后，便用一种近似恶作剧的方式来捉弄、折辱士大夫，摧挫其自尊心。吴中当时富甲天下，吴中世族向以生活奢华著称，而且朱元璋认为张士诚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部下耽于享乐，天天与一班文人墨客混在一起。因此，朱元璋攻下平江后，即召集投降和被俘的张氏僚属，警告他们不得故态重演。<br>    张士诚占据吴中没有给当地世家大族造成太多危害，因此朱元璋军队包围平江后，吴地人在几乎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竟顶住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军队的猛烈进攻，为张士诚固守了十个月。城破之前，张士诚将征收赋税的鱼鳞图册烧毁，意在保护吴中百姓，故张氏灭亡后，吴中人还颇为怀念他。朱元璋对此极为恼怒。他取当地富豪沈万三家的租簿定额，按私租收取公田赋税，大大加重了吴中人的负担，很多人家因此破产。朱元璋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移民，把平江一带的富民迁移到凤阳、南京等地。迁徙之民不许私自回原籍，清明节回故乡扫墓只能装扮成花鼓艺人，据说有名的凤阳花鼓即由此形成。经过这些打击后，吴中经济繁荣的景象荡然无存，吴中文化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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