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礼》与武则天
吴丽娱
《显庆礼》是继《贞观礼》之后唐代官修的第二部大礼书，它的修撰在高宗即位后不久，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同样是唐朝统治上升和承平期的产物，是唐朝礼仪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只是《显庆礼》的修撰过程中，恰逢武则天立后，故在政治斗争的意义上更与贞观不同。其规模虽然超过《贞观礼》，整个修撰过程却充满矛盾，以至前后阶段旨趣截然相反，最终某些观念与《贞观礼》形成对立，甚至在方向上发生了扭转。对于《显庆礼》的内容及其创作意义，以往学者多从郊祀问题予以阐述，指出以王肃“一天说”取代郑玄“六天说”的变革立场，或结合南北朝的郊礼特色及隋朝以来的情况，指出其所代表的南朝色彩；或借助敦煌残令式的内容断代以讨论《显庆礼》及祠令的情况；更有从《显庆礼》的修纂及行用过程，讨论礼典与法典的一般关系。但是对《显庆礼》的修定与高宗朝政治及武则天立朝的关系，却很少有人注意。那么《显庆礼》的内容主旨究竟何在，与高宗初的政治及武则天本人有何具体关联？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显庆礼》的修撰原委与高宗之初的政治格局
唐高宗接手政权时，唐朝已有了三十余年的统一局面及“贞观之治”的宝贵经验。《贞观礼》曾经通过增加二十九条融合南北制度，新的形势下，南学的北渐以及礼仪对于南、北制度的综合吸收显然已不是问题。而高宗即位不久，《显庆礼》修撰即已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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