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西方汉学家于是把重构清代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文化历程视为己任。英年早逝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写下了他的《儒教中同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试图探讨是否有迹象表明“貌似稳定的带传统性的中国社会，无需西方工业主义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够独立发展为具有科学气质的社会”。孔飞力的力作《帝制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处在衰亡状态中的清代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按照现代化理论，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br> 列文森的研究使他发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若干影响深远的内在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与价值”的冲突。19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精英还是社会大多数人都仍相信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天经地义，十分优越。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使他们开始怀疑两千年来确立的文化的有效性，并意识到必须完成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向近代社会转变，达到与西方同等的发展水半。而这意味着抛弃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接受西方的文明价值观。长期形成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使许多儒教知识分子总想重建与西方对等的心理态势，即使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时，也要在想象中找到在心理上同西方对等的精神依托。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就表现为两种思潮相互激荡，虚无主义者和激进思想家日益背弃传统，而保守主义者则使传统日益僵化。每一个不能使中国马上达到与西方对等的现代化方策都会受到激进主义者的批判，然后在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寻找解决“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方案，直到历史与价值协调，并恢复心灵宁静。<br> 列文森的解读已超出了晚清历史，而能应用于民国初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包括1919年的东西文化论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列文森认为清末许多著名的革新派官僚如曾同藩等人的文化认同发生变化并出现折中主义倾向。在列文森看来，儒教到19世纪末叶，已丧失客观意义，因为它已和现实脱节，并不再是能对社会起规范作用的意识形态，而退缩为一种伦理理想。尽管当时许多具有传统意识的思想家仍然活着，但两千年来曾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思想的儒教已经死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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