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赤服走轻裘——服饰之说
人生在世有四大要素——衣食住行，而在这四者当中，衣为首。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外在的东西有多么重要。衣服也就是一个人的门面，而门面也就是面子。面子有多重要呢，很可能比脑袋重要……
历史走到如今，穿什么样的衣服，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完全是服饰文化领域的事情了。对现代人着装构成约束的也只是普遍的服饰审美习惯，如果哪位别出心裁，想要挑战这个习惯，无论你是奇装异服还是秋行夏令，至多也就是上街的时候惹些关注的眼神，断不会招来什么祸事。
但是倘若把一位好着奇装异服的现代人送回到明朝，情况便大不相同了。无论他再老实巴交遵纪守法，单凭着穿衣这一条，恐怕就要招来横祸。即便不是被斩首市曹，起码也会有囹圄之灾。
和以往所有封建朝代一样，明朝对服饰的规定是苛刻的。不同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在《大明集礼》中有明确规定，甚至细致到袖子应该多长、领子应该用什么颜色等等。比如黄色，在中国古代历来都是视为皇家的专用色，普通百姓的衣服上是万万不能用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清朝，现在许多的清宫戏里，皇帝动辄赏赐大臣“黄马褂一件”，实际上那些在朝为官的大臣谁也不缺那件马褂，重要的是那马褂是黄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赏赐黄马褂更多的意义是在赏赐一种象征着皇室高贵的颜色。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征服中原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仅仅存在了97年。然而由于迥异的民族风俗习惯，元朝服饰与以往历朝有着明显区别，带有明显的蒙古族气息。《明太祖实录》中称元朝“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元朝的“胡服”对于曾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来说自然是得体而便利的，但是要习惯了“大袖盈风”的汉人穿上这些窄袖胡服，自然是说不出的别扭。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朝的胡服显然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历经艰辛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尽管边关仍频有战事，国内社会经济也是一片百废待兴的状态，但他仍在登基的第一年便“诏复衣冠如唐制”。
从朱元璋登基的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明朝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逐步修订完善了一整套的服饰制度。作为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明朝的服饰既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最后一次总结，也为追溯中国传统服饰习惯提供了一个窗口。
在近年热播的韩国古装戏中，我们看到了深受明朝服饰影响的韩国服饰，千万不要以为把腰带提高到胸口就可以说是他们的国粹了，那些东西无非是从我汉族服饰演化而去，而所谓韩服模仿的范本就是我国明朝服装的风格。
除此之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瓜皮帽子，也不要以为那是满人的发明，那都是明朝服饰留下来的印记，总而言之，明朝服饰就是汉族服装文化的最大代表，了解明服也是在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千年之前的风物景象……
1．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的话，帽子在现代人的服饰中占有的分量已经越来越轻了。现在上街就是头顶萝卜最多也就增加点回头率，断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然而在古代你脑袋上戴些什么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就好比小说中的丐帮弟子，有的只能背一个口袋，有的可以背九个，从一到九不仅仅代表身份，通常也代表能力。什么样的脑袋戴什么样的帽子，在古代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明朝算是汉族文化最为兴盛的王朝，帽子不仅是御寒和装饰的物件，更被赋予了许多意义。《大明集礼·冠服》开篇便写道：“传日，冠，首服也。首服既加，然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加冠礼是古代男子生命中重要的一件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成人仪式。电视剧《秦始皇》中，赢政便因为加冠礼与吕不韦发生了激烈冲突，虽然年代太久远，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加冠礼对男子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衣帽鞋袜等服饰中，帽子是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如果说衣服最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御寒和遮羞，后来才慢慢演变为兼而有装饰功用的话，那么帽子出现的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装饰色彩。《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说：“上古衣毛冒皮，后代圣人见鸟兽冠角，乃作冠冕冒。”
明朝的帽子更多被附上了政治意义。根据历史记载，明朝士大夫可戴的帽子种类繁多，如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逍遥巾等，不仅名字取得都非常动听且有些来历，其中的说道也各不相同；而在民间，百姓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各式各样的帽子，他们每天出门也不必为了是戴东坡巾还是诸葛巾而烦恼，民间最广泛使用的帽子有三种：网巾、四方平定巾和六合一统帽。
网巾严格说起来并非是一种帽子，而只是一个用来网住发髻的网罩，这种东西正式场合很少有人单独戴，多为在家中休闲时的装备。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是没有权力随便损伤的，所以那时候断没有“剪头发”一说。《三国演义》中曹操“马踏青苗”犯了自己立的军规之后，本应就地斩首，可是谋士苦劝，于是曹操便·一割发代首，以明军纪”，由此足见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是何等重要。明朝同样保留着这样的习俗，无论男女，都留着一头长发。如此一来平常行动劳作，多有不便，于是男子就将头发挽成发髻，盘在头上。因为担心活动时发髻散垂，明朝男子多用网巾将发髻罩住。
网巾一般是用黑色的丝绳、马尾或者棕丝编织而成，有些是用绢布做的。网巾的形状貌似一张微型的鱼网，网口用布帛做边，边上缝上细小的金属圈，然后串上细绳，这样用网巾包裹住发髻之后，只要把穿在金属圈里的细绳一收，然后挽成活结，便可牢牢罩住发髻了。明朝早期的网巾大多上面还开有圆口，缀上绳带，用的时候把发髻穿过圆孔，然后用绳带扎紧。这一装束还有一个动听的说道，民间美其名日“一统江山”。只不过后来人们觉得每次戴网巾，既要系网口，又要束发髻，十分麻烦，到了天启年间，这种可以“一统江山”的网巾便慢慢被一种只留网口的“懒收网”代替了。
在明朝，戴网巾是没有阶级等级区分的。根据《明史》记载，这种网巾本来是一种民间装束，后来被朱元璋看到，便将着网巾写入了法律。《明史·舆服二》：“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大明会典·龙王冠礼》中也有“供奉官束发，掌冠跪进网巾，乐作”的规定。
这种网巾直传到今日也未曾完全绝迹。在很多边远农村的集市卜，至今还有一种用来束头发的“网罩”在卖，只是购买这些网罩回去梳发髻的，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而现在网罩的网口也不再用细绳了，而是缝上一根橡皮筋。
在“首服加、人道备”的思想下，明朝人单独戴着网巾是不能出门的。当然，在一些非正式场合，这种禁忌可能会冲淡一些：而在正式场合，倘若有人只是戴了网巾，头上没有罩正式的帽子，是要被视为严重失礼的。也就是说，网巾是要戴的，但还不是正式场合的装备。这就好比现在人们的三角裤衩，你在家时只穿它一件，的确没人管，但你要这么着上街溜达，可能就有人吐你唾沫了。
在明朝，老百姓最普遍戴的帽子便是四方平定巾与六合一统帽。
四方平定巾开始是士人戴的，《明史》中说：“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又有“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的记载。而关于四方平定巾这个名字的来历，在明人郎瑛所撰的《七修类稿》里，还有一段故事，与元末明初年间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杨维桢有关。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一位特立独行的文人，也是一位名士。张士诚起义造反的时候，杨维桢正隐居在富春江，张派人请了几次，他也没有出山，而是“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风琶和之”。（《明史》） 洪武二年，朱元璋“召诸儒纂礼乐书”，这位被视为神仙般的名士杨维桢也被召至京城。杨维桢在受朱元璋召见的时候并没有戴着当时文人常戴的“华阳巾”，而是戴着一顶黑色倒梯形的四角罗纱帽，明太祖朱元璋没有见过，便问他这帽子的名字。杨维桢回答：“此四方平定巾也。”这“四方平定”几个字，不仅形象地形容了帽子的外形，还暗喻着大明王朝统一天下、四海安定之意，朱元璋听了自然欢喜，于是下诏将“四方平定巾”写入了服饰制度。
杨维桢帮助朱元璋修完礼乐书典之后，明太祖想要把他留在京城为官，杨维桢谢绝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随后回乡养老，直至终年。杨维桢的这种气节在民间获得了许多文人的极大追捧，同时加上明太祖曾亲自“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于是杨维桢见朱元璋时所戴的帽子便迅速走红，成了当时士人最常戴的一种帽子。
四方平定巾最初的时候大小适宜，不过久了总不免有些单调。于是一些好事者便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到了明朝末年，四方平定巾的高低也不十分拘泥了，许多人将其做得很高，于是民间就形象地形容为“头顶一个书橱”。同时戴这种帽子的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叶梦珠在《阅世编》记载：“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不然则医生星士相士也。”
另一种在明朝最为常用的帽子是六合一统帽，又称六合巾，俗称瓜皮帽，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设计的。明朝书法家陆深在《豫章漫钞》中记述说：“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如，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日六合一统云尔：”清人谈迁的《枣林杂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六合巾，明太祖所制，在四方平定巾之前。”
六合一统帽最初是用罗缎、马尾或人发制作的，分为六瓣，缝合在一起，下面缀上一道帽沿。帽子的色调主要是黑色，辅以少许红色，一般用在帽顶的结上。遇到家有丧事的，便将红色小结换成黑色或者白色。
取名“六合一统”，既形象又吉祥，因此在明初政府便将此列为一种通用的帽式。同时这种帽子因为分为六瓣，形状很像西瓜皮，于是民间后来就谑称之为“瓜皮帽”。与四方平定巾相比，六合一统帽似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在朝野上下风靡一时，成为上至达官贵人甚至皇室，下至黎民百姓最常用的便帽。后来的六合一统帽在材质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一般来说，夏秋两季所戴的帽子是纱质的，而春冬季则用缎子做成。同时为了区分帽子正反，设计者又在帽沿装上一块四方形的“帽准”。至于帽准的材质，则各有不同，富贵人家可以用珍珠、玛瑙、翡翠、美玉等名贵宝石，普通老百姓的瓜皮帽上自然镶不起名贵的帽准，通常也就是一块方形的烧蓝或者玻璃。
六合一统帽的帽沿后来也成为富人们大做文章炫耀财富的一个地方，许多有钱人不再用布帛缝制，而是用红片金或者石青锦缎代替。清道光年问诗人杨静亭有首《竹枝词》中便写道：“瓜皮小帽趁时新，金锦镶边窄又匀。”
清兵入关以后，依据满人服饰习惯改革了大量明朝服制。唯独这小小的瓜皮帽，不仅没有被废止，反而在清朝更加流行起来。在明初时期，六合一统帽顶部的结一般只有樱桃大小，后来开始流行大结。而到了清朝末年，有些干脆不用帽结，而用珊瑚、水晶、料珠等代替。另外一些年轻人为了赶时髦追求美观，还要在帽结上别一缕一尺多长的红穗子，名日“红缦”。
直到清末民初年间，外国人大量进入中国以后，在他们的记载中“瓜皮帽”成了中国人的一个标志性装束。同时在国内关于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头戴瓜皮小帽”的人物形象也屡见不鲜。
2．衮冕制与皇室服饰
在明朝，百姓穿衣戴帽有着许多禁忌，稍不留神便会惹出祸端。与此对应，皇帝的服饰却也不是自由随意的。尽管贵为“天子”的皇帝即便穿错了衣服也没人敢有意见，但是丝毫的偏差都会被视为“失礼”，不仅影响到皇帝的尊严，更会贻笑民间。
《明史》中关于皇帝冕服、后妃冠服、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的记载洋洋数千言，其中以皇帝的冕服最为苛刻，从帽子、衣裳到靴子、饰物，多少尺寸，什么颜色，绣何花纹，用何材质，穿着场合，规定得十分详细。
明朝皇帝服制最引人瞩目的便是衮冕制。
早在1367年，朱元璋当时还没有登基，只是吴王，他便在南京设了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随即又广征诸儒议礼，任命陶安为总裁官，让他和李善长、刘基、周祯、滕毅、钱用壬等人一起册定律令，议定礼制。
作为总裁官的陶安对明朝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深得朱元璋的喜爱，被视为文臣中的股肱。在许多民间传说和演义小说中，刘基经常被描写为朱元璋最宠幸的文臣，但从另外一些关于他们之间恩怨纠葛的传说中，也能看出朱元璋对刘基并非完全信任的端倪。《明史》中记载，朱元璋初就吴王位时，曾就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四人的谋略、学识、才华、治力相问于陶安，足见朱元璋对陶安的信任和依赖。朱元璋还曾御制门帖赐于陶安，赞赏他是“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冕服是古代帝王最高级别的礼服，一般用于祭祀、庆典等重要场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旒冕。冕相传为黄帝所造，分为六种，与女子礼服的“三翟”相对应。旒冕按照旒从多至少分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缔冕、玄冕六种，《周礼·弁师》中又有这样五冕之说：“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盖无旒，不联数也。”后世所说的五冕一般是指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五种。
旒冕服制历朝历代虽不尽相同，但都烦琐复杂。洪武元年，陶安上表请制“五冕”时，却遭到了明太祖的否决。朱元璋认为：“此礼太繁。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洪武三年，关于冕服制又改为正旦、冬至、圣节以及祭社稷、先农、册拜等，也要着冕服。洪武十六年，衮冕制才被最终确定下来。
明朝衮冕制中的冕有十二旒，形状前圆后方．颜色则是“玄表纁里”。玄缥二色是周制婚服中的经典搭配，以今天的颜色划分，很难形容这两种颜色。古人以黑中扬赤为玄，黄里并赤为纁，前者象征天，后者代表地。玄纁二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神圣和高贵的色彩。《周礼注疏》中说：“知玄衣缧裳者，见《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盖取诸乾坤，乾为天，其色玄，坤为地，其色黄，但土无正位，托于南方，火赤色，赤与黄即是纁色，故以纁为名也。”
衮是古代帝王龙袍的专称，本义是画龙于衣，后来由于历代帝王都以龙自喻，因此龙的图案也就成了帝王衣服上的专用图案，而衮则是帝王最高级别的礼服，主要用在一些重大场合。《周礼·司服》中便有“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之说。洪武十六年所定的衮冕制中，衮为玄衣黄裳，也就是说，上衣为玄色，下身裤裙为黄色。衣裳上织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白罗大带，红里。在古代的礼服体制中，下身除了裳之外还有蔽膝。蔽膝又称跪檐，《释名》中说蔽膝“跪时檐檐然张也”，跪襜一名大约也就由此而来。蔽膝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围裙，不过比围裙窄长，必须要过膝盖。另外蔽膝也不是直接系在腰间的，而是拴在大带上作为一种装饰，材质一般是锦或者皮革，主要用途是装饰。在衮冕制中，对蔽膝的颜色和所绣花纹也做了规定：“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脚上的穿着则是“黄袜黄舄”，舄就是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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