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白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秦朝虽然算不上盛世，或者说它还没来得及走向盛世，就迅速死亡。但是，秦朝短暂的皇朝史却首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将四分五裂的国土揉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版图到达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带。当时秦帝国的版图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堪称当时世界上版图面积最大的帝国。
千秋一帝
秦王朝虽然只存活了十五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不可、也不能忽略的重要朝代。
没人可以否认，秦王朝开辟了中国统一之先河。仅此一项业绩，就足以流芳百世，足以让我们牢记万万年。而有关秦始皇，我们或许可以指出他的一百个不是，但却不能抹杀他最为闪光的部分，不能假装看不见他曾经创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统一王朝。
如果我们愿意翻开尘封的历史，翻看一下秦王朝的短暂时光，就会明白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多么深的烙印。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十年间，秦王赢政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将六国土地全部纳入秦国版图范围，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基本上置于一个政权之下，形成了自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统一局面。面对空前的统一局面，秦王赢政自然要求有一个与此相匹配的尊贵称号。于是，他决定自己的称号是始皇帝，他的子孙继承帝位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这样传承下去，他认为可以万世无穷。
虽然秦王朝到二世皇帝就灰飞烟灭，秦始皇万世无穷的梦想成了一晃而过的流星，但秦始皇创立的制度，却为历代王朝所遵循，为中国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央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分掌政务、军务及监察；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一郡），郡下设县，县下又有乡、亭、里等基层组织。这样，全国形成了脉络清晰的行政管理体系，从上到下均置于皇帝及其家族的严密统治之下。
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来的。文字的统一，不仅有助于官方行文，而且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国，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统一车轨和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经济的发展。同时，他把各地的兵器收集起来，加以销毁，以防武力叛乱、反抗。他迁徙各地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以此削弱地方上的旧势力，加强朝廷对他们的控制。在农业上实行“强本抑末”，允许土地私有及自由买卖，确立了土地私有，统一户籍管理。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大力修建道路。在陆路方面，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今河北省、山东省一带，直到海边。另一条向南，一直通到今江苏、浙江等省。这两条“驰道”路面宽阔，两侧种有松树，修筑很是讲究。毫不夸张地讲，这两条“驰道”就是秦帝国的“高速公路”。此外。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又修了“新道”，在今云南省、贵州省等边远地区，修筑了“五尺道”，还修筑了从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上郡（今陕西省北部）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北）的“直道”。在水路方面，秦始皇在今广西东北部开凿了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成为长江跟珠江流域的通道。如此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不仅满足了军事和政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除了建立各种制度、推行各种措施，秦始皇同样注重对外开拓。他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彰显了一位帝王合我其谁的豪迈之气，使中国版图得以大定。当时秦朝疆域西自陇蜀，东至辽东，北起大漠，南抵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形成后来中国领土之基础。当然，秦始皇能让我们记住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修筑了万里长城。长城原是战国时期燕、赵、秦诸国加强边防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抵御匈奴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同时又将原来燕、赵、秦三国所建的城墙连接起来，加以补筑和修整，使其成为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宁东部的“万里长城”。不管我们把万里长城看成是束缚中国人自身发展的围墙，还是看成是彪炳史册的伟大丰碑，都不能否认万里长城是秦始皇时代创造的人类奇迹。
秦朝的历史确实非常短暂，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我们应该记住的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
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秦始皇时代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
我们应该自豪的是，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
我们在为孟姜女哭长城而唏嘘的时候，其实真的应该在长城上眺望一次明月，月光有些清、冷幽远，但这也是秦时的明月……
大汉雄风
大汉盛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盛世，起于公元前二世纪上半期，终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延续百余年。当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生富庶、文化灿烂、对外交往活跃，综合国力独步全球，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局面和幅员辽阔的版图由此奠定。
虽然西汉初年的疆域，比起秦朝减缩了南越、东越和河套地区。但经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到武帝末期疆土超过前朝秦朝一倍之多，版图达到极盛，其领土除了今天的西藏和东北部分区域外，几乎包括现在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东北设置乐浪等朝鲜四郡，与三韩接壤于朝鲜半岛中部；北以阴山、长城与匈奴乌桓接壤；西北设置河西四郡，有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西南设西南夷七郡西抵四川盆地边缘，南有怒江哀牢山之东北云贵高原；南边设置南越九郡，有今两广、海南岛及越南北部中部地。汉武帝末年与昭宣之际，东北及西南边版图稍有减缩，至元帝初元三年弃珠崖即今海南岛，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变动。
非凡的汉高祖
我们习惯称自己是汉人，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当然吃的不是“汉堡包”，因为这种洋玩意儿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似乎一提到“汉人”这两个字，我们就格外提气，格外有劲，格外的自豪和骄傲，而且总是把胸膛拍得像山一样响，擂得像鼓一样欢。大凡一个人表现出自豪感，多半是因为底气实足。对于我们这些汉人而言，这样的底气无疑首先来自盛极一时的大汉王朝。
大汉朝在其四百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有历史学家曾撰文指出，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因为我们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汉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由大汉帝国的成就所确定，中国版图到汉代已经扩大到包括现代中国边界内的大部分地区。汉代所取得的领土以及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甚至一直维持到20世纪。正因如此，大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显得格外耀眼，举足轻重。从某个角度讲，如果没有汉高祖刘邦创建的大汉王朝，也许我们这些汉人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根。
我们很想一步跨入全盛时期的汉武帝时代，直接面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跟着一帮大英雄跃马扬鞭于戈壁大野，嘴里不停地高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我们不要忘了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平民身份通过暴力创建王朝的草根皇帝，坚信大汉雄阔之气始于自己，坚信没有西汉建国初期的艰难跋涉，就不会有后来延续百年的大汉盛世风光。
没有刘邦，就没有大汉朝。
也许，我们应该穿越时空，重新回到两千多年前，再聆听一次气势非凡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公元前195年10月，汉高祖刘邦率大军平息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在返回首都长安路过故乡沛县时，在沛宫摆下盛大酒席，宴请故人亲友和沛县的父老子弟。半生戎马生涯，南征北战，回到故乡的刘邦难免感慨万千，趁着酒性就击筑高歌了这么一曲。
有人说，这是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后表现出来的得意洋洋，是暴发户跑回老家自吹自擂，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然而，当我们闭上眼睛认真聆听，感受到的却是两千多年前的雄浑与大气，是一个拥有雄图霸业的草根帝王发自内心的豪迈之气，是一个开国皇帝的非凡气象。
当然，我们从中也感受到了一个帝王的忧虑与期待。事实上，公元前220年，刘邦创立汉朝之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由于经历多年战乱，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片废墟，显得贫瘠不堪。据称，当时刘邦出行竟然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其艰难可想而知。更叫人寝食难安的是，四周各种族长期以来对中原文化区域虎视眈眈，尤其是北方的匈奴，对汉朝这个新生婴儿频频发出威胁的信号。如何解决内忧与外患，决定着百废待兴的新王朝到底能够活多久，走多远。
草根出生的开国皇帝，对于生活的艰难没有长吁短叹，而是一边忍受一边图谋社会的发展。他或许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什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愿意大汉子民永远过苦日子。为了让大汉朝能够存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在群臣的建议下，刘邦将首都从最初的洛阳迁往长安，依靠关中险要，向东控制天下。而后又制定朝廷礼仪，以确立天子威严。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并加以完善，进一步发扬光大。面对匈奴的威胁，汉高祖不愿永远保持沉默，决定以牙还牙。
但我们没有看到刘邦把匈奴人打得满地找牙。究其原因，一是大汉之初的国力实在太过衰弱，根本没有横扫四野的实力，事实上，刘邦在灭掉秦朝后，还把前朝的南越、东越和河套地区都弄丢了，版图少了很大一块，其国力可想而知；二是匈奴具有强大的武装，当年能够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似乎都拿匈奴人没有办法，只能修建长城、修建从咸阳到阴山的直道，以抵御匈奴人的侵扰。
汉帝国初年的艰难，确实让依靠武力夺天下的汉高祖捉襟见肘，他没能把匈奴人怎么样，也没能将大汉王朝的版图扩大，并不是他的能力有问题。刘邦能让初生的大汉帝国在艰难中顽强地存活下来，这就足够了。
文景之治
帝国闪亮的刀锋，虽然不在刘邦手里，但一定在他的儿孙们手里。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文景之治”，大汉帝国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年代随即浮出水面。文景两代39年间，千百年来被人们看作是安定繁荣的盛世典型。帝国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由急峻走向宽和，由阴暗转向光明。可以说。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两代所实现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相当辉煌的一页。汉文帝在位的23年问，不仅使国家管理走上正轨，也为后来汉景帝时代的政治奠定了基本格局。
文景二帝都尊崇黄老哲学，坚持以无为治天下，在政治上少有急切的举措，否定过激的政策，冒进的倾向，避免苛烦扰民，他们希望通过“无为”，实现“无不为”，通过“无治”，实现“无不治”。文景时代的基调是“静默”与“无为”，这种看似消极的政治理念，却蕴含着巨大的智慧，甚至创造了奇迹。文景两代皇帝都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方针，对内轻徭薄赋，削省刑法，对外采取容忍的外交政策，使大汉朝在建国初期的内忧外患中得以安然度过，并稳步前行。尤其是通过奖励农耕，提倡宫廷节俭，使大汉朝的农业得到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快速提升，逐渐积累起巨大的财富，繁衍出众多的人口，使大汉朝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安殷实”、“天下富实”的国家。
据史料记述，文景时代国家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动乱，也没有遭遇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富家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得以充实，而朝廷的财政也年年有盈余。京城的钱财累积上千万，以致于穿铜钱的线都烂掉了，根本无法清点数量。国家粮仓的存粮一年年累积，新粮放在存粮上面，第二年也成了陈粮，又被新粮覆盖。最后粮仓堆满了，只好把粮食堆在露天，直到腐烂变质不可食用。民间老百姓纷纷养马成风，乡间田野随时都能看到骑马出游的人群。人们相互展示自己的富有，以致于那些骑母马的人，压根就没有资格参加乡间聚会，如此盛世景象，甚至令我们现代人都羡慕不已。
然而，富裕并不等于富强。对于强大的匈奴，文景二帝只能采取防御与和亲并重的方针，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数年和平。汉朝边境将士总是不得安宁，只能每天和衣而睡。贾谊曾为此痛哭失声，建议汉文帝要全力对付匈奴，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在整个文景时代，大汉朝只能通过郡国兵和屯田兵组成边防部队，防御匈奴的进攻。一是采纳晁错提出的“徙民实边”的建议，通过迁徙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建筑城邑，高域深垒，稳固边境。二是采用晁错“以夷制夷”的建议，对归附汉朝的胡、义渠、蛮夷，部署以汉朝精良的武器，利用他们与匈奴类似的骑射能力和风俗习惯，会同边境的汉朝部队，共同守卫边疆。这种被动防御的策略，只能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宁，只能将匈奴人赶到塞外，不可能给其以致命打击，更不可能取而代之，拓展帝国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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