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增，1946年12月出生，内蒙集宁人。198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长期在高校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散文、唐宋诗词的教学与研究，现为广州大学特聘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撰有《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论语导读》、《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史记艺术研究》、《史记评注》等，主编或与他人合著有《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中国文学史话》（秦汉卷）等。著述多次获国家教委、省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其文化体现出特有的“大汉气象”。它延续并发展了曾被秦帝国一时中断的传统礼乐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统一的封建文化，统一性与综合性成为其最突出的特色。汉代文学总的特色可以概括为“自觉”创新，汉代史著体例完备，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水平。汉代哲学可分自然、道德、宗教三大流派，但主体上重于探讨社会人生、人伦纲常，属“伦理道德”型哲学。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更与汉代大一统格局的变化相联系。同时，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给汉代文化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使它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楷模。

    第三节  经学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
    汉武帝是历史上公认的一代雄主，在他统治的时期，开创了汉代鼎盛的局面，形成中国封建地主社会第一个盛世。汉武帝所展示的雄才大略，首先是从把儒学奉为经学开始的，然后把经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才的标准，尊经、读经、治经遂成时代的风尚。经学大盛，促成国家鼎盛，汉代终于正确地选择到适应自己时代政治、经济的文化，也为中国后世封建社会确定了正统文化。《汉书·武帝纪》中称颂道：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檀，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武帝将儒学改变为经学，并非是简单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是在定儒学为独尊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班固认为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司马谈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以孔子为宗，主张“仁义”、“礼乐”、“忠恕”与“中庸”之道，提倡“仁政”、“德治”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品德修养，基本不谈神鬼天道，孔子曾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唯物主义的特色是很鲜明的。至战国时，儒家内部形成八派，最有影响的则是孟子派与荀子派，各派虽都以儒家六部经典为法式，但传释的文本繁多，观念且有不一的地方，缺少系统性，使人穷尽一生都难精通。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以儒家仁义为核心，杂以阴阳家的五行说，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进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有意志，天人相通，借天意使封建统治神圣化，将儒学改造成一个系统的经学体系。董仲舒的这个经学体系，“把这一切精致地纳人天——人阴阳五行宇宙图式中，使之更具神圣的威严和缜密的逻辑力量。他所谓的‘天’，不仅是单一的人格神、宇宙主宰，而且是一种既定的结构，它遵循一定的顺序，显示出一定的功能。宇宙万事万物，都被固定在天的结构的某个一定位置，在其功能影响下，依特定顺序流转变化，体现出严格的规律性。”①只有系统化的经学才能满足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才能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思想统治。
    司马谈说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讲的是儒家主张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由此而扩大至社会所有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要依据自己的身份而尽自己的本分，这是基本的社会人伦纲常，人人遵循这一伦理道德，就能构成一个有等级有秩序统一和谐的社会。董仲舒虽未改变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但他把君臣、父子、夫妇及一切人的伦理纲常，提升为由天意所决定。他认为天有阴阳，阳尊而阴卑，人伦既由天定，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也按照阳尊阴卑的逻辑来安排，天道既然定阳尊阴卑、阳主阴从，因而人间也必然依天意而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尊夫卑妇，也就是臣从君、子从父、妇从夫，这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样就把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三种伦理关系神学化神圣化了，从而使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天意化了。为了谐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强调天意之外，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伦理道德教条，以保证三纲的落实，他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五常，即人所应该具备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行之德，董仲舒以“三纲五常”，构成了经学中伦理学说的完备体系，形成汉代人伦纲常的核心，也形成了汉代文化的精髓。
    秦汉建立中央封建大一统，实行的是在皇帝统治下的官僚制度，选拔与任免官员，就成为治国的关键，因为官员的选拔与任免，直接关系到皇帝能否严格有效地控制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从而实现有效地统治全国人民。秦帝国时期，选拔官员以通晓法令为标准，提升与罢免官员，以官员的功绩与才能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与量功授官。汉初，因侯国与郡县并存，选官除量功外，部分高官的子弟因恩荫也可得官。文帝时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之士，广开言路，罗网人才。“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汉书·东方朔传》）贤良文学，指有德行才华之人。方正指品行正直不阿之人，二者都首先以德显。汉武帝还废除选官旧制，建立起以察举制为核心的多种选官制度。随着经学定于一尊，选官多以通晓经学为标准。还特别设立经学博士，终汉为止，历朝历代，经学博士官的数量有增无减。从武帝废除列侯拜相制后，汉丞相多由经师大儒来担任。如《汉书·儒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之后，通晓经学而封侯任相的更为普遍。在汉代察举科目中，举贤良方正是级别最高的，属于天子亲自取士的科目，举孝廉则是经常性的选士科目。各种察举取士都要求德才，而德行又是最看重的，而德行的标准则是儒学提倡的伦理道德，其具体的体现首先就是尊经、习经、信经。不仅如此，在数项察举科目中，还专设“明经”一科，专考经学，精通一门经学者，经过考试合格即可为官，当时有句俗话说：“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精通经学成为人仕做官的重要条件，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经学的巨大功利价值，影响到整个社会尊经读经风气的形成，从而促成经学的昌盛。
    儒学经学化，也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统一的思想指导。武帝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大一统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新的历史形势与新的历史任务，呼唤新的治国思想的出现，这种新思想必须在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这便是经学。

序
序二
前言
绪论
一、研究汉代文化的目的
二、关于汉代主体文化
三、汉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四、研究汉代文化的基本方法

第一编 汉代文化特色综述
第一章  鲜明的封建大一统特色
第一节  封建大一统文化产生的政治前提
第二节  汉代封建大一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  恢弘豪迈的大汉气象
第一节  盛世强大的国力
第二节  发扬蹈厉的时代精神

第三章  文化主流经学化
第一节  儒学经学化
第二节  经学系统化
第三节  经学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
第四节  经学成为教化的根本

第四章  文化的综合与整合
第一节  多种类型文化的综合
第二节  主体文化的渐趋独立
第三节  不同流派文化的整合
第四节  不同地域文化的整合

第五章  开放与创新
第一节  汉文化的传播与吸纳
第二节  汉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第六章  系统的辩证思维
第一节  传统的宏观思维
第二节  汉代天人关系的思辨
第三节  对立统一的思维
第四节  汉易中思维方式的价值

第二编“自觉”创新的文学
第一章  汉代文学特色总述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始于汉
第二节  超迈往古的汉代文学

第二章  汉代散文：大一统兴衰的“晴雨表
第一节  西汉初中期的散文．_
第二节  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散文
第三节  东汉中后期的散文

第三章  汉赋：“润色鸿业”的盛世之音
第一节  多种文体交融的产物
第二节  歌颂大一统的鸿笔丽辞
第三节  赋由散体化向诗体化的回归

第四章  汉诗：诗史上革故鼎新的标志
第一节  诗骚体的余绪
第二节  乐府诗的兴盛
第三节  文人五、七言诗的产生与发展

第五章  汉代传记：中国历史文学之巅
第一节  传记文学的兴起
第二节  历史实录与艺术创作的统
第三节  自觉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第四节  堪与《史记》比肩的传记文学巨著——《汉书》

第六章  汉代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学新葩
第一节  小说的兴起与汉人的小说观念
第二节  汉代子史故事类小说
第三节  汉代神怪故事类小说
第四节  汉代的戏剧

第七章  汉代文学批评：“文学自觉”意识的显示
第一节  诗乐教典——《乐记》与《毛诗序》
第二节  由屈原及其作品引起的文学论争
第三节  一位赋家的艺术反思
第四节  一位思想家的文学主张

第三编 堪为圭臬的史学
第一章  汉代史学特色总述
第一节  历史意识及史学的高度发展
第二节  体例完备的汉代史学

第二章  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司马迁
第一节  司马迁的史官家世与著史生平
第二节  司马迁的进步史学思想
第三节  司马迁的著史动机

第三章  《史记》的体例及叙述历史的方法
第一节  《史记》的体例
第二节  司马迁对史料的选择
第三节  《史记》纪传体人物的特征
第四节  《史记》纪传体的构思
第五节  《史记》纪传体的史评史论

第四章  汉初史家与《史记》补续
第一节  汉初史家及《楚汉春秋》
第二节  《史记》的补续
第三节  中国史学史的雏形

第五章  纪传体断代史的形成
第一节  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创者班固
第二节  《汉书》的主导思想及体例特点
第三节  《汉书》与《史记》之比较
第四节  官修本朝纪传体断代史——《东观汉记》

第六章  编年体断代史的问世
第一节  《汉纪》的作者
第二节  《汉纪》的编撰与体例
第三节  《汉纪》的特点

第七章  中国文献源流演变史研究的开端
第一节  开创中国目录学的《别录》、《七略》
第二节  开创中国史志目录的《汉书·艺文志》

第四编 伦理为宗的哲学
第一章  汉代哲学特色总述
第一节  汉代哲学的主要流派
第二节  汉代伦理哲学的整合与经学化

第二章  诸子复苏与自然哲学的盛行
第一节  儒家学说的迅速复苏与创新特点
第二节  诸子之学的总结与综合
第三节  《黄老帛书》及汉初黄老之学-_
第四节  自然哲学理论的另一辉煌著述——《淮南子》

第三章  伦理哲学取得经学独尊地位
第一节  以伦理为核心的大一统哲学系统的建立
第二节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第三节  董仲舒伦理学中的宗教色彩

第四章  对传统伦理哲学的捍卫与发展
第一节  刘歆对传统伦理哲学的捍卫
第二节  扬雄创建新伦理哲学体系的尝试

第五章  宗教哲学与经学神学化
第一节  谶纬宗教神学的泛滥
第二节  经学宗教神学法典化

第六章  新的自然哲学对宗教哲学的批判
第一节  王充的元气自然论
第二节  王充“重效验”的认识论
第三节  王充的自然宿命论

第七章  宗教哲学的衰落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第一节  神学经学与谶纬迷信的衰落
第二节  以民为本的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第五编 汉代文化基本特色形成的原因
第一章  连续不断的中华文脉
第一节  古老的华夏文明
第二节  特殊的主体文化的载体
第三节  紧承“轴心时代”辉煌文化之绪

第二章  独特的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结果
第一节  最初社会形态及其主要文化
第二节  中西早期文化的差异
第三节  中西古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形态

第三章  深厚的文化积累
第一节  理性自觉的时代提供了理性精神
第二节  汉代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
第三节  汉代文化兴盛的文学底蕴

第四章  先进的史官文化，
第一节  历史悠久的史官建制
第二节  早熟的历史意识
第三节  早熟的历史意识下的文学发展

第五章  汉代文化创作者新的价值观
第一节  中国文人阶层的形成
第二节  汉代文人的历史使命感
第三节  皇权专制下文人的悲哀

第六章  大一统文化确立的政治、经济基础
第一节  大一统专制对文化的特殊需求
第二节  大一统文化确立的政治基础
第三节  大一统文化确立的经济基础

第七章  大一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  特殊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  汉代各地域民族文化大融合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