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良，男，1963年生，河北省定兴县人。曾经在河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师范人学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沦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巾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浙江省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特邀理事，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理事。独著、合著与主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等著作30部，发表《宗法制度与宋代社会》、《岳家军群体人物研究》（与张秀平合作）、《从宋代义理史学到清代实证史学的转变》等论文120余篇。

    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社会。“史”字的古义，就是指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作册”、“史”、“内史”等史官名称，就肩负着记事的职能。《周礼》和《礼记》记载夏、商、周三代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迄今可以证实者有“太史”、“内史”、“左史”。据王国维等考证，三代时期政史不分，六卿联事，史官既掌宣王命、处理政务，又兼司册书、记录时政。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史官逐步从政事中分离出来，成为非世袭的专门职业。魏、晋以降，国家设专门修史机构，史官负责撰修史书，虽名称各异，但历代因之，直至民国而结束。其中两宋的史官制度最为繁复和完备，而史官地位之尊崇、待遇之优厚，也为历代封建皇朝所罕见。
    众所周知，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史学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二是史学与社会具有广泛的联系，主要表现为社会制约史学的发展和史学以经世致用为服务社会的目的。南宋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突出和尖锐，而社会经济与学术文化则呈现出繁荣昌盛局面。影响到史学的发展，就是南宋史学中的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和史学批评意识都非常明显。上述特征在中国历代皇朝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反映，而在南宋社会中则表现得尤为显著，对史学和社会两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对南宋史学史作了深入的研究。

    第1章  南宋史官制度
    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社会。“史”字的古义，就是指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作册”、“史”、“内史”等史官名称，就肩负着记事的职能。《周礼》和《礼记》记载夏、商、周三代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迄今可以证实者有“太史”、“内史”、“左史”。据王国维等考证，三代时期政史不分，六卿联事，史官既掌宣王命、处理政务，又兼司册书、记录时政。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史官逐步从政事中分离出来，成为非世袭的专门职业。魏、晋以降，国家设专门修史机构，史官负责撰修史书，虽名称各异，但历代因之，直至民国而结束。其中两宋的史官制度最为繁复和完备，而史官地位之尊崇、待遇之优厚，也为历代封建皇朝所罕见。因此，宋代堪称中国历史上史官制度最发达的朝代，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南宋史官的类别与职责
    研究史官的类别，离不开对史官任职机构的考察。与此同时，还必须以史料记载与史书修撰的不同形式为依据，判断史官的类型。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认识史官制度的内涵。下面根据宋代常设的修史机构与史书分类状况，探讨南宋史官的各种类别及其职责。
    一 史官的分类
    史官的设置，是根据修史的实际需要而确定的。两宋史官种类大抵因唐制而有损益，而南宋史官制度继承北宋而来，更是一脉相传。南宋撰史大都以宰相监修，史官分为专职和兼领两种类型，因修史机构不同而形成不同种类。以下分别予以叙述，借以窥其概貌。
    （一）史馆的史官
    中国古代的史馆正式设立于唐代，为官方集众修史之所。史馆的组成包括三部分人员：一是监修官员，均以宰相充任，负责协调全局事宜；二是执笔修史的史官，以侍从和京朝官充任，负责具体撰修史书；三是协助修史工作的庶务人员，以具有专门技艺者充任，负责缮写和装潢等事宜。宋代的史馆具有修史与藏书两大职能，史官名称比唐代增多。史馆的总领为监修国史，长官称判史馆，属官有史馆修撰、直史馆、史馆检讨、史馆编修、史馆勘书、史馆校勘、史馆祗侯等，其中判史馆、史馆修撰、直史馆、史馆检讨为常设之职，余官皆为临时设置。
    ……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代序）
序言
导论
第一节  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一  社会演变与史学发展
二  史学对社会的影响
第二节  南宋社会的特点
一  社会矛盾激化
二  民族矛盾尖锐
三  学术文化繁荣
第三节  南宋史学的特征
一  史家忧患意识的深化
二  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
三  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的繁荣
第一章  南宋史官制度
第一节  南宋史官的类别与职责
一  史官的分类
二  史官的职责
第二节  南宋史官制度的特征和作用
一  史官制度的特征
二  史官制度的作用

第二章  南宋修史机构
第一节  南宋修史机构的类型与体制
一  修史机构的类型
二  修史机构的体制
第二节  南宋修史制度的特征和利弊
一  修史制度的特征
二  修史制度的利弊

第三章  南宋撰修前代史的成就
第一节  郑樵与《通志》
一  纪传体通史的发展
二  郑樵的史学思想
三  《通志》二十略的价值
第二节  《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纲目》
一  《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价值
二  《资治通鉴纲目》的体裁创新
第三节  典制史与国别史撰述
一  吕祖谦与《历代制度详说》
二  陈傅良与《历代兵制》
三  徐天麟与《两汉会要》
四  陆游与《南唐书》
五  叶隆礼与《契丹国志》
六  宇文懋昭与《大金国志》

第四章  南宋撰修当代史的繁荣
第一节  纪传体和传记体史书
一  王称与《东都事略》
二  朱熹、李幼武与《宋名臣言行录》
三  杜大珪与《名臣碑传琬琰集》
第二节  编年体史书
一  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
二  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三  徐梦莘与《三朝北盟会编》
四  其他诸家编年体史书
第三节  典制体史书
一  李攸与《宋朝事实》
二  李心传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三  谢深甫与《庆元条法事类》
四  赵汝愚与《宋朝诸臣奏议》
五  佚名撰《宋大诏令集》
第四节  纲目体史书
一  陈均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二  佚名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第五节  纪事本末体史书
一  杨仲良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二  彭百川与《太平治迹统类》

第五章  南宋专门史撰述的创获
第一节  学术史撰述
一  朱熹与《伊洛渊源录》
二  朱熹、吕祖谦与《近思录》
三  李心传与《道命录》
四  黎靖德与《朱子语类》
第二节  佛教史撰述
一  普济与《五灯会元》
二  志磐与《佛祖统纪》
三  祖琇与《隆兴佛教编年通论》
第三节  民族史撰述
一  洪皓与《松漠纪闻》
二  赵珙与《蒙鞑备录》
三  彭大雅、徐霆与《黑鞑事略》

第六章  南宋地方志和边疆域外史的建树
第一节  地方志撰述
一  总志
二  州县志
第二节  边疆域外史撰述
一  范成大与《桂海虞衡志》
二  周去非与《岭外代答》
三  赵汝适与《诸番志》

第七章  南宋史学的义理化趋向
第一节  史学义理化趋向的缘起
一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二  理学对史学的渗透
第二节  史学义理化趋向的特征
一  以经统史
二  先验认知
三  笔削褒贬
四  驰骋议论
第三节  史学义理化趋向的利弊
一  史学理论层面的提高
二  治史空疏学风的危害

第八章  南宋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第一节  历史考证学发展的原因
一  中国考据传统的浸润
二  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
三  官私撰述兴盛的促动
第二节  历史考证学的内涵
一  考异纠谬
二  刊误辨伪
三  辑佚补遗
四  金石证史
第三节  历史考证学的价值
一  端正史学发展方向
二  奠定历史考证原则
后记
编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