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1950年生于台湾。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73）、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1975）、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83）。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学术咨询总会执行秘书、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台北市孔庙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合聘研究员，历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史学组主任等职务。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此时此刻，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恋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在某些角落里， “历史之死”的呼喊固然响彻云霄，但史学必须勇往直前，穿透魔镜去追寻新的世界，而非找寻己身的映照。
    ——法国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
    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浮光掠影的“泡沫史学”，固然可以喧腾一时，终非可久可大的春秋志业。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素材，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地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
    ——黄进兴

    第二章  反人文主义的史学：福柯史观的省察
    若要推举后现代的史学祭酒，则法国人福柯不遑多让，他熔后现代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福柯既开风气，复为师；其偌多的史著不啻开启了后现代史学的扉页。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福柯勇于开疆辟土，举凡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医疗史无不见其足迹。他以议题新颖、手法独特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史家。近年在大西洋两岸，福柯的追随者比比皆是，影响力于是与日俱增，甚而连带波及中国史的探究。
    虽说如此，他浩大的声势却无法掩盖备受争议的事实。的确，学界对他史学成就的评价，甚为分歧。他的同道对他的学问恭维备至，举其例：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同事——罗马史家韦纳（Paul Veyne），即对福柯赞不绝口，至称颂他正在戮力史学革命，系“完美的史家”（the consummate historian）、“史学造诣登峰造极”（the culmination of history）、堪称“最道地的实证史家”（the first completely positivist historian）等等，仰慕之情由此尽见。反之，老派英国史家艾尔顿却把福柯与德里达统归类为“理论贩子”，而加以冷嘲热讽。尤有过之，澳洲史家文沙特尔（Keith Windschuttle，1942-  ）如临大敌，视福柯为“历史的杀手”；于其《历史的谋杀》（The Killing of History）一书中，对后现代史学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福柯自不得幸免。这种两极化的评价，不失为了解福柯史学的切入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简体版序）
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
第一章  绪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之死”
第二章  反人文主义的史学：福柯史观的省察
第三章  “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
第四章  阅读理论与史学理解
第五章  “文本”与“真实”的概念：试论德里达对传统史学的冲击
第六章  叙事式历史哲学的兴起
第七章  后现代史学的报告（代结论）
附录一  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附录二  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