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br>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br>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是讲故事。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大帝啦，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做的历史工作都牵涉分析：把历史材料从观察的角度组织起来划分类型，再拿类型作比较，观察不同类型之间有什么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意义安在，同时将类型与实例比较。历史是一种阐释解释过去对今天的意义。<br>我眼里的历史不但有个人，更有那个时期所有的人。在我看来，个别的人没有全体的人作用那么重要。历史不等于人物传记，也不等于考证，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是一种解释工作。观察历史的变化，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时间，历史从古到今按时间的演变。通常是分期观察，而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按朝代划分二十四史，一朝一朝发展过来，这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断代方式。西方也有朝代，不过他们远不如我们看重朝代，因为他是多国体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朝代可言。印度人对时间的观念一向不是很清楚。日本的王朝号称从古至今只一个朝代，其实也仍有政权的嬗换。因而中国的朝代划分在世界的历史学中也是独树一帜，中国学者因此对朝代也很看重。<br>我这里介绍三种从时间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发展的观点。第一个历史发展变化，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变化演化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人类历史的发展被分为五个阶段。第二，历史中有生命的循环，如人的生老病死。一种文化的诞生、繁荣、衰落、终结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轮回。一种文化周期完了，另一种文化周期开始了。第三，中国有“三世”之说：从最古老时候的“大同世界”到“小康之世”再到“据乱之世”。这三种方法，都是以时间为顺序划分的，是历史界最常见的划分法。<br>另一种区划法是以空间划分，以不同的地区内的人物、事件以及它们的变化组织成历史。一位地理学家说过：不同的地理条件，就有不同的变化形态出现，每一种变化形态都与它的自然资源相配合的。汤因比说得更为明白，他说世界上共有21种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点。汤因比特別强调历史变化中的刺激与反映：一种类型存在，既有内在的无产阶级与当权派的冲击，也有外在的无产阶级与内部的冲击，这些都导致类型之间的转换。这些变化和冲击不是在演化中出现的，而是以外来或内部变化的力量为动力的，这就不是单项的进化，也不是以时间为轴产生的变化，而是平行的、同时的、若干不同的族群彼此来往冲击而产生的变化。<br>这几种类型我仅举几个例子。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归纳时都不知不觉地使用这几种类型。比如梁启超先生在汤因比之先也提到过演化和冲击两种类型。历史学家把时间和空间综合起来讨论是常有的事。我下面举的三个例子，它们的素材都是史前的历史。中国有一位重要的考占学家苏秉琦先生，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十余年来发展一套理论，用区系类型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划分成各种类型。这些类型之间有碰撞，也有渗透。相邻近的小区域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了六大块或七大块文化区域。他特別强调，一方面小类型自身有演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有类型与类型之间碰撞产生变化的动力。苏先生的工作在中国的考古学上有重大影响：以往的单线演化论已经难以应付越来越丰富的历史材料，苏先生的理论使得以往无法归划的材料理出了次序。<br>傅孟真，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是我以前所在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在中国历史的朝代史之外建立了一套新的历史解释方法。他说，中国历史在最早的传说时代，不外乎东边的“夷”和西边的“夏”。他们彼此对立冲突，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后中原终于融合为一体，历史冲击的力量转为南方和北方的对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对立。有北方往南的政治力量，也有南方往北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傅先生这一组织历史的方法，也是以时间为纵、空间为横的立体的历史方法。<br>梁任公先生则是以中国文化圈逐步扩大为线索来解释中国历史。他说，传说时代（梁先生的时代还没有考古学，只能用 “传说”来替代）的中国正要聚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原（今之河南也）。到了夏商周时代，中原逐步扩大，包容了今天山东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一部分。 “中原”的中国逐步扩大，到了秦汉时代，就变成了“中国”的中国。在“中国”的中国，中原及中原周边的文化互相激荡，互相融合，构成了秦汉的秩序。之后“中国”的中国继续扩大，把周边其他部族及文化也吸收进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东亚”的中国。随着成吉思汗的狂飙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开展，中国对外移民，文化对外扩张，册封制度使中国的文化力量延伸到日本、朝鲜，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被周边模仿。这时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中国文化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扩大，包含着中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伸和缩、进与退。这同样是一个有时间、空间与立体的历史。梁先生据此预言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的中国。<br>所以，历史不单单是讲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而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它考察我们的过去， “以史为鉴”预测我们的未来。对待历史，要有开阔的视角，不要局限于谁打败了谁、推翻了谁，或者某个漂亮女子终结了某个王朝。我常常为那些漂亮女子感到冤枉！她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终结一个王朝，都是那些饭桶男子没搞好，反而怪罪那女子。<br>下面我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模式”。我特別挑了一段来讲，目的是对事情发展的后半段即未来的格局作一个对照。<br>中国的西周时代的体制，是封建体制。周朝的王子们，带着夹有商贾的军队开到疆外，建立兵城；和当地的土著合作，封土著首领为贵族，吸收土著的军队整编成同盟，戍守的兵站成为都城，这样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就成了封国的基础，形成了周人的封建体制。大家注意：这个封建体制只是一个一个的“点”，尚未连成“面”。“点”是有限的，“点”与中心的纽带是通婚、册封、分配上地，由此构成一个面。这个“面”的结构是不稳定的。周朝的封建秩序是靠最高层封建诸侯，再由各地的诸侯控制各地人民来维持的，像宝塔一样的社会结构。仅在上层人物中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礼仪和法制。统一的文化仅限于上层，中下层的文化非常七著化，上下层绝少交流，尚未实现真正的同化。<br>到了春秋时期，周朝衰亡，各地诸侯群雄并起，不再受中心的控制，并建立起各自的国家。这时候，各地的统治者开始关心自己的臣民，当地的文化开始向上层封建文化交流。这时每个国家都开始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方言、起居方式、饮食，等等。<br>这种地方性的政治局面就是从统一制度崩解下来而形成的列国制度。列国制度维持了很久。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每个国家都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重组自己的秩序。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疆我界，征战不休，在战争中形成列国体制，上层文化不断向下渗透，在内部构成一个新的认同，构成各国的本：上文化。<br>18世纪到20世纪的世界格局也是如此。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变化，也是各地逐渐建立起民族国家，使原先共有的文化地方化。比如欧洲曾经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由教会带到各地，后来逐渐演化成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这种趋势自18世纪开始从欧洲一步步蔓延到了世界各地。从合而分，构建出一个地方的民族，之后又对外扩张、渗透，又构成一个新的“合”的局面。例如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形成了大英帝国，之后各地又抗争，摆脱殖民者的控制，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另一个“分”的局面。这个过程和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br>这些古代列国的体制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br>第一，他们都有一群新兴的知识分子，如孔子、孟子、墨了、荀子，等等。他们所处的地域不同，却讨论着同样的问题：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用不同的理智来治理共同的人性，什么叫“人”，什么叫“社会”，什么叫“政治”。知识上共同的需要导致了各国共同的知识阶层出现，他们之间通过旅行、著书、书信等手段互相接触。<br>另外，各地通过贸易而互相学习，文化上地方色彩和共同色彩同时出现，艺术上如此，文学上如此，文字上也如此，经济也相对统一。这是将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先决条件。天下文化统一的意识已经存在，各国对“天下定于一”没有争执，只是“定于谁”的问题。<br>第二，东亚文化圈。西鳩先生是一名日本学者，他说东亚有一个共同处：从学习中国而得来的各自的制度。中国的册封制度，使中国的律令、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法律传播到东亚各处。比如日本、朝鲜、越南，他们都使用汉字，都有儒家思想，都有华化的佛家思想。这些反映出由于互相传播，从一种文化系统，可以构成一个內部大同小异的大文化圈。大文化圈和中心文化圈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几个基本的假设是一致的，可以存留很久。另一位日本学者觉敏义，他说东亚的汉字文化圈还加上冲突的对象，北方有与草原文化的冲突，南方有与海洋文化的冲突，这个圈子就更大了。太平洋地区有三层圈：中国文化为内圈，东亚文化为中圈，北方草原文化和南方海洋文化是外圈。西嶋、觉敏义和梁任公诸先生解释的圈都是共同一种方法。他们强调“外来，’文化冲击力量之强大，可以在其移植的地方成长出新的非常有活力的文明。<br>“天下国家”和“东亚文化圈”，我以为是中国文化的两个发展模式，现在以此来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格局。不可否认，现代的世界最大的文化冲击不是出自中国，不然我们不会穿西装打领带。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中心。欧洲这个中心也是逐渐扩大的：由爱琴海的希腊渐渐扩大为东地中海的希腊，由城邦文化圈扩大成希腊文化圈，再扩大成地中海罗马文化圈：一直扩大到欧洲大陆的罗马文化圈，后来又分崩离析，形成西欧和东欧，构成了欧洲文化圈；然后跨过大西洋，形成了大西洋两岸的欧美文化圈。现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感受到了欧美文化圈的压力。<br>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除了今后未知的以外，以前的发展模式，不是和梁启超先生所讲的“中国文化圈”一样一步一步扩大吗？<br>欧洲的列国体制比较靠后，而中国的列国体制比较靠前。中国构成了天下国家。秦始皇以后，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国家笼罩着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时间长久且没有中断。欧洲则不同。中国人脑子里天生有一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 “天下”是一直存在的。而欧洲在教皇时代有一个“神的世界”：天上的城是上帝之城，地上的城就是罗马，罗马有两层，一层在上面，一层在下面。希腊是由“城”一步步扩大成一种文化势力的，中国则是“国”，两种观念不一样。文化起跑的时候，中国是以“国”为起跑点，欧洲则以“城”为起跑点，所以我们是<br>“天下之国”，他们是“上帝之城”。<br>从一个小单元逐渐扩大到跨洲跨洋的大单元，不仅是中国一个特例。欧洲一样也有，只是他们的列国体制分裂之后，一直未等到第二步的重合，而中国合成了“天下国家”，并从秦始皇一直维持到今天。<br>下面是我们的问题。<br>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全球性的秩序正在来临，有没有征兆？有，非常清楚。前二十年还没有这么清楚过，今天非常清楚：世界性的天下国家正在形成，上帝之城没有了，有的是人类文化的共同城“网”的网络，这网络正在把全世界都收揽进来。三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不太清楚，现在看到了端倪。<br>第一个端倪是经济的全球化。二十年来出现了两个新事物：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跨国公司是一个商业公司的生产分布在世界各地。福特、三菱等，在不同地方生产、组装，然后送到各地销售。多国公司，由许多国家共同投资。人们在美国住旅馆，不同的旅馆往往属于同一个大公司麾下。我们打电话，Bell电话公司是一张大网，这个大网已经延伸到日本、欧洲和香港特区，这张网是多国共同投资的。现在我们海峡两岸虽然还没有直通，可是台湾的华航和大陆的东航已经共同投资，准备成立新的航空公司。商业的“网”出现在二十年前，迅速地扩大，过去很清楚谁赚谁的钱，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在赚別人的钱。<br>第二个端倪其实源头很早，是原子弹。原子弹于1944年发明，1945年美国丢到日本头上去。后来一步步升级，从原子弹升级到热核子。核灾难的“网”，核灾难的阴影，笼罩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谁也不敢打仗。核灾难的阴影最终是“以战止战”。二战以来，没有全球性的冲突，只有局部的小战争。这个阴影是全球性的，使所有人感觉到命运与共。<br>第三个端倪，人类命运与共的是环境。火山爆发，火山灰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酸雨可以飘到华盛顿，美国的酸雨可以飘到欧洲。自从原子弹的阴影扩散开来之后，环保意识才被重视起来，大家意识到许多东西是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上的共享，资源上的流转，迫使大家不能再分你疆我界。<br>但最终的统一等待着一个新事物来完成。直到网络的出现——nct.conl。现在.com是无所不见的，.com造成了一个新世界、新时代。各位都是.com时代的人，是我原始人。我的朋友见了电子计算器就躲得远远的，他怕触电。你们和我们已经是两种人了，你们是新时代的文明人，我们是旧时代的原始人。<br>中国历史特质<br>我用三个层面来讨论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吃饭穿衣、观念以及组织。我从这三个层面来讨论。<br>第一个层面，我找出的特征是，精耕细作的农业，这是一种小农经营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虽然世界上精耕细作的地方很多，但是以中国这样大规模长期延续的传统来说，则不算多见。什么叫粗放，什么叫精耕，我先解释一下。<br>粗放的意思就是土地很多，土地的肥力基本上也够。土地面积大，肥力足够，人力却不够，那么，收获靠大面积的种植，单位面积产量都不大，这个办法也可取得一定的收获。精耕细作就是，用大量的劳力在有限土地上，使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总产量也达到一个数目。换句话说，是用劳力去换土地面积，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br>虽然中国人的农业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一样，开始的时候都是粗放经营。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大致属于游耕，就是在生地上砍树伐根，挖松土壤，然后种庄稼；收获一熟或两熟，到三熟就不能用了，必须换一块生地垦荒。原来那块土地抛荒了，长杂草长灌木，这是非常粗放的经营方式。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此。至于根茎类的植物，例如番薯，种植方法又不同了。<br>中国古代栽培的谷类作物，北方是小米，南方是稻米。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农作物的谷类，中国占两项，这两项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在中国驯化的。北方小米耕种地区，最早的起源地应当是在太行山麓。大米的起源地，过去以为是在浙江沿海一带，在河姆渡。现在我们知道，是在湖南、湖北的大巴山的小山丘田下面。云梦大泽，今天的湖南、湖北以及江西，古代是一个大内海，古代稻作遗址就在云梦大泽的边缘上。我说到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详细呢？小米与稻米都需要相当多的人工，如果粗放耕作，收获量是很低的。<br>到了春秋的时代，中国农业就进入相当程度的精耕了。中国的人口经常相当众多，至少有局部性的高密度。古代春秋时期，中原一带人口密度相当大。人口多，土地不够，使中国老早就有一个精耕细作的传统。到战国时候，精耕细作农业已经具备复杂的耕作方法，包括用肥、除虫、选种；作物要求分布均匀，作物挤得太挤，地不够，作物分布太松，浪费土地。作物没有一定的规格行列，不能通风，也不易灌溉。中国这一类的传统，包括上面讲的田地经营管理，在战国已逐渐发展。中原一带以及江汉平原，基本上都已有精耕农业。到了汉代，农业总产量与单位面积的产量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单位面积就是一定面积地上出多少粮食。到汉朝的时候，单位面积的生产量可达现在产量的百分之七八十。那时没有化学肥料，用的是有机肥，包括草肥、动物的粪便、河底挖出来的淤泥。汉代也知道怎样改良土地，酸性的土壤去掉酸性，碱性的土壤去掉碱性。灌溉方面，有蓄水，有深井，有很具规模的灌溉系统。灌溉不仅供水入田，还以水洗田，使碱可以洗掉。所以汉代才有那么高的产量。<br>汉代也发展了套耕与轮耕。什么叫套耕？一种作物没有完，第二种作物就开始了，借用第一季的作物行间的空地，种植第二季的作物，第一季的作物等于做了第二季作物的温室，第二季的幼小作物有保护的环境，又能保温保湿。什么是轮种？不同作物轮流种，使用不同的肥力，这些都是非常精致的做法。精耕必须花费相当大量的劳力。忙季的时候需要的劳力非常集中。耕种时候，犁地翻地。播种的时候好一点，但是要匀称地播，还有除草等工作。田间的经营管理是季节性的，收获是赶时间的，这些情形使得农户必须要掌握一批劳力，否则不能应付劳动需求。<br>土地经过适当的经营管理就可以持续使用，地力不但不会被利用殆尽，还会继续不断得到改良。中文“生地熟地”，“生土熟土”，即是指土壤有没有经过改良。经过经营管理，土壤已经改良到一个程度，不是原生土壤了。别的文化中没有这个观念，用过的土壤就失去了肥力。中国人的观念中，长期用过的土壤是好土壤。大量劳力的介入，使人们留恋这块田地，灌溉设施不能变，熟土不舍得丢掉，这些都是中国精耕细作的特殊情况。<br>宋代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魏晋南北朝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减少，所以精耕的传统水平逐渐下降。本来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变成密度较低，是人口的移动使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减少。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精耕水平在降低，到宋朝才再度增高。宋朝的若干地区有高度集中的人口，农业进一步改良，使宋朝的单位产量也提高了。但是究竟高了多少，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单位的产量究竟有多大，就有不同的说法。就算最保守的说法，宋朝在若干地区，比如江南，单位面积产量几乎与近代台湾的单位面积产量差不多。这是很大的进步，这种精耕细作，使得中国可以保持长期的大量人口，高产量的农业能维持庞大人口，这些人口都在农村，不在城市，那时的城市不需要这么多劳力。<br>相对于庞大人口现象的，就是手工业的问题，《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各种各样致富方式，做牛肉干，做酱，都可以成为大富翁，就等于今天麦当劳一样。假如照《史记》以及汉初文献反映的情况而继续发展，说不定在中国早就有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未在古代中国出现，缘故在哪里呢？汉武帝以后，以城市为基础的生产业衰落，生产转向到农村里面去。当时国家的权力强大，国家有几种原因不喜欢工商业发达：第一，强大的经济力量可能与政权对抗；第二，大量人口在城市集中，社会上可能发展出民间势力，政府也不喜欢；第三，国家对外有战争，对内有公共建设，国家的一般税收不足使用，便转移压榨工商业。汉武帝的时候，城市基础的工商业基本上都毁掉了，商人付不起税，付不起罚金，也无法积累财富。地方豪富不能在当地生根，必须搬到首都里，或者被发配边疆。这些都是国家权力压缩社会力量的手段。<br>城市基础的工商业被毁以后，手工业转入农村。这一情形也是其他文化的精耕细作里不太见到的例子。我们拿其他国家来比较：法国的农业也是精耕细作，而且有高价位的经济作物，比如说，种葡萄制作酒；意大利种橄榄榨油，也是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也是高度精致的农业。但是法国、意大利都没有出现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农舍工业。什么叫做农舍工业？就是手工业的生产在农民家里进行，农村就是作坊。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被毁掉以后，乡村里反正有大量的劳力闲置，大量劳力在不均匀的季节性分布的时候，闲季无处可去，手工业是另一收入来源。男耕女织，女织不是一年到头织的，在农忙时一样下地。连七八岁的娃娃在农忙的时候一样下田做事情，每一个劳力都要动员起来。农闲的时候，这些次级的劳力就转移到别的方向。大雪覆盖，无事可做，家里必须做别的事，重劳动力也要回来做手工业的生产者。从汉朝开始，中国的农村就负起了中国手工业很大的部分，明代晚期到了巅峰。这时候城市有了相当规模的手工业，并取代一部分农舍手工业。明朝以后，城市手工业才能平衡若干部分的农舍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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