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的时间
1950年历史学的处境
今天，历史学要承担巨大的但也极具挑战性的责任。也应该如此。因为从历史学的本质和变迁看，它一直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因而它的忧虑正是那些重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忧虑。如果它的方法、计划和那些昨天还似乎十分严谨可靠的答案，即它的所有观念竟然会在顷刻问崩毁，那么，这正与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真实的经验所施加的重负有关。过去四十年问的那些经历对我们而言尤其残酷。它们粗暴地将我们抛回到我们的心灵深处，迫使我们考虑全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考虑最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正是一个令我们悲天悯人、历经磨难、深入反思和质疑一切的时代。此外，我们还要问，为什么历史撰述这门脆弱的艺术应该逃避我们当代的普遍危机呢？我们不是正在离开我们一直无暇理解或辨识其利弊、确定性和梦想的世界，或者说，20世纪早期的世界吗？是的，我们正在告别它，更确切地说，它正在无情地悄悄离开我们。
一
巨大的灾难或许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革命，但是却准确无误地预报革命，使人们感到有必要对宇宙进行思索，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思索。法国大革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这一革命风暴孕育了圣西门伯爵的思索，然后是他的门徒和敌人奥古斯特·孔德以及蒲鲁东、马克思的思索。这些思索迄今尚未停止折磨人的心灵和理性。再举一个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小例子：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那个冬天，有哪一位旁观者能够比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躲在他所钟爱的巴塞尔大学的围墙里更安全呢？然而他还是感到不安，陈述他的大历史（grande histoire）的愿望折磨着他。在他开授法国革命课程的那个学期，他做出一项后来看来十分正确的预言。他宣称，法国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是序幕，是一个周期、一个会持续下去的革命世纪的开端。的确，那是一个无尽头的世纪，它在欧洲以及全世界留下血的印迹。在1871至1914年间，西方总算有了一个长长的喘息。但是这些相对和平的几乎无忧无虑的岁月使历史学的抱负大打折扣。似乎我们这一行业为了保持警觉状态而对于人类的苦难和明显的不安全有一种持续的要求。
展开
——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完成了只有巨人才能做的事：他使得西方人面对时间问题，亦即个体的时间，历史时间，相对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布罗代尔，而不是别的历史学家，与人们的时间概念缠斗不休……这是一场多么辉煌的战斗！
——《弗尼吉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