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影片的“中原情结”除在故事空间中给予直接表现外,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上对中原文化即传统伦理道德上的回溯及体现。李行电影对此的把握历来得到众多电影理论家的认可。如《养鸭人家》中养父与养女之爱,《秋决》基于人性和教化之上的伦理风格,《汪洋中的一条船》中的纯洁爱情和身残志坚的精神,《小城故事》中的师徒情意等等。这点在探析李行电影的多篇论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说到底,李行的“中原情结”是自身人生经验的文化使命意识的体现,也是他那一代人对时代与和社会的责任感使然。而与李行不同,侯孝贤不满半岁时就跟随父母从广东梅县迁到台湾,属于内地人在台湾的第二代中的一员。虽然祖辈和父辈都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故乡的回忆,但对他们来说,台湾就是自己的家园,台湾经验就是他们主要的成长经验。即使有时难以避免自己的身份来源,但不论是从情感上,还是文化根源上,他们都将自己看作是台湾人,对台湾有着更多的个人体验和本土想象。因此,侯孝贤对自我和家国的想象便落实在台湾本士经验之上。
以侯孝贤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人对本土意识的觉醒,是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对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映。整个80年代是台湾社会、政治变化剧烈的时代。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了三十年后,权力终于发生动摇,“戒严法”被解除,而随着70年代中国和美国建交以来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也使台湾社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激起了台湾人进行本土反思。同时,台湾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为肯定和认同本土现实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台湾人民的政治自觉意识得到极大的启蒙,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本土历史的认可成为全社会的焦虑。
在电影界,相应于这场思想革命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开始贴近于现实,对现实生活进行无言的批判和反思。“他们对历史的执著感受和忠实记述,使电影落实到个人人生与台湾杜会的共同经验。全然不同于过去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文艺或乌托邦的武打武侠;也不同于被传统道德漂白的健康写实。”⑤就如导演杨德昌这样认为新浪潮运动的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这部电影或许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有意识地去发掘台湾过去的电影,也就是第一部电影,我们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问有关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政治情况,我们与大陆的关系等问题”⑥“本土意识”的出现意味着几十年来存在于台湾社会和电影中的“中原情结”的化解,它已经从旧的经验和心理状态中脱身而出,努力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经验,立足于台湾自身的现实来界定台湾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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