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
    丛书主编：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擅长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由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后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博士撰写。作为狄考文的同学和终生的知己，他站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对传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书中除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外，还通过引用狄考文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使读者对传主本人和晚清中国社会以及百姓的真实生活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1836年生于美国宾州坎伯兰，1863年底来华传教，被称为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的三个奠基人之一，1864年，狄考文夫妇在蓬莱创立登州文会馆，1882年被美国北长老会批准为大学。1908年，狄考文在青岛去世，同年葬于烟台毓璜顶。
    文会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很大，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在文会馆任教的，除了狄考文夫妇，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媒介大亨卢斯的父亲路思义（HenryWintersLuce），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等。此外，据称袁世凯当年驻军登州时，因修理养护军械的技工是狄考文训练出来的，曾亲到文会馆参观。
    --邹新明：《狄考文与文会馆》（来源：烟台晚报）
    狄考文虽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是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所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指包括外国教会、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创办的大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他除了办教育，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之外，还为本地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打谷去壳机、磨麦粉机等；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用仪器和设备；先后独自或督率他人译编各级各类现代学校用教科书近30种，宗教著述近10种。中国文学界所熟知的世界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马悦然（GoranDavidMalmqvist），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的老师、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则可说是通过自学狄考文的《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过了汉语言关的。狄考文主持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被海内外公认为是最规范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其语言成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新文学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播上帝之爱，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也无须否认那时基督教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事实上，就狄考文的一生来看，与其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因之，说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毫不为过。
    --郭大松：《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居住和生活过的人员及其著名事迹考释》

    我们的主人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冬天的景色，但只要等到春天来临，它就会脱去银装，披上色彩斑斓的春衣。28年后，几乎也就是在他生日到来的时候，他登上了中国的海岸，在白雪覆盖、无路可寻的大地上艰难前行，这块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其实离他后来工作、生活并最终长眠的地方并不很远。当他73岁与世长辞的时候，他终生为之祈祷、向往和奋斗的宗教的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有诸多迹象表明它离我们已经不太遥远了。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即传教士基本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他将严酷的现实生活抛在脑后。这种观念尤其盛行于那些"精于处世的人"中间。我一直致力于培训大量的献身于基督教的人们这一工作，由此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我还想不出有哪一个人拥有着像狄考文那样诚实的品质。我的记忆中倒是有不少拥有着几乎完全相反品质的人。当然，如果想要把福音传播到世界上那些最黑暗的地方并确保最终得以实现的话，的确需要有梦想，这样说来，每一个天才的传教士就必然是一个多愁善感者和梦想家；狄考文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是，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经历的时候，他却远不像其他人那样受到挑剔和指责。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的人，以至于他最要好的朋友们都希望他不要太如此这般了。我仔细翻阅了他写的多达数千页的日记、信件和文章，从中只找到一小段带有伤感情绪色彩的内容。它是如此不同寻常，很有必要在此引用一下。这是一封在1861年春天写给他的朋友（我猜想应该是邦就烈）的信，其中写道：
    我几乎一直生活在乡村，尤其喜欢它那恬静的美。我喜欢在这个季节里徜徉于绿色的田野之中，聆听吹过嫩叶的风声，然后在一处避风的河岸边或者是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上坐下来，沐浴在春日那暖融融的阳光里。我喜欢就这样冥想，时而追忆过去，时而憧憬未来，以便为应付将来严酷的现实生活集聚起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前景无比美好。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信奉上帝的基督教会注定会在这个地方经历无数次的磨难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摘自1906年11月27日狄考文博士写给詹姆斯?穆尼(JamesMooney)的信
    在狄考文博士写这封信的时候，新的中国还没有到来。甚至还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束缚了中国数十个世纪的一望无际的冰层上出现了春季消融的迹象。在地面上可以看到一些大裂隙，也可以听到蠢蠢欲动的声音。人们有的站在岸上，有的站在冰面上，大声呼喊着："终于解冻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消融迹象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并会一直持续到河流上的冰都融化、旭日高升、大地开始复苏之时。但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之前到底要经历多久呢？对于这一点，恐怕即使是最见多识广的人也无法准确地预见出来。当冰全部融化的时候会不会是突如其来的一股洪流带来大规模的破坏，从而使采取提前的预防措施变得十分必要呢？抑或是这种变化来的悄无声息、不露痕迹，以至于冰慢慢化成了水、静静地渗入到地下而默默滋润了泥土呢？新的中国很可能不远了，因为进步是人类文明和觉醒的法则，不可能拖延得太久。狄考文博士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的中国到来前的种种迹象，更让他的心情喜忧参半。
    狄考文博士对古老中国的直接了解从1863年抵达登州到1903年最后一次休假归来延续了长达40年之久。在他去世前的五年内，他直接感受到了将要到来的新的中国的种种迹象。因此他也格外有资格谈论中国现在的形势；因为他现在已不是第一次为中国做出贡献，从呼吁兴建铁路、发展电报业、创建现代海军和陆军到创办学校，他最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如果我们向赫德爵士(SirRobertHart)、丁韪良博士和狄考文博士这些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便很可能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发展经过，因为他们几乎用一生的经验积累了解到了中国人真正的思想和精神；尽管在当今的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些思想和精神显然是不会完全改变的。从一个方面来说，狄考文博士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在与中国人民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放在了提高他们今生今世以及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上。直到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唯一不愿听从主耶稣召唤的原因是未能完成他所认为的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已经知道，在他关于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分析中，尽管他对于起义者所做的恐怖之事和暴行感到心碎和愤慨，但他仍然指出起义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和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山东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尊称他为教父，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对他的信任也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
    我提到他对中国人的这一态度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清楚即将讲述的他的另一个态度──那就是他不容许看到这种变化以失败而告终。他绝不会让自己被中国人民族性格中严重的本质错误所蒙蔽。几乎在他开始福音传道工作的同时，美国人由于《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Mission)而热情高涨，他们抱着盲目追随古老中国文明这一过激的看法，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期望，甚至传教士们也追随时下的狂热之风，在美国国内刊物中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观点。在狄考文博士看来这是大大有悖于事实的，于是他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冷静地驳斥了当时的观点。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领先于全世界的，但是他认为在他们所夸耀的成就中没有一项是足以让他们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大部分时间是仿造别人的物品，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发现和创造出的体制，他们也不能充分证明这些发明创造的能力是专属于他们而永久地予以拥有。或许──他在文章中对于过分欣赏中国人这一对立观点所持有的看法──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犯了相反的错误。或许在随后的岁月里，他没有在当初所持有的观点上走得更远；但他从来不曾动摇过他的这一看法，那就是在中国闭关锁国的年代里，一些民族性格得到了发展，但其中一些必须剔除，另外一些则要大规模改革，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站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中。况且，无知、偏见和迷信依然在阻碍发展之路，也不可能马上根除。他进一步认为，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引进西方仪器的热潮，但除了一小部分人外，大多数中国人和中国官员们的心中还持有对外国人的憎恶之情。他还认为，由于中国人对外国政府所采取的背信弃义的做法，很明显这些国家是不可能一直都找不到入侵的合理借口的。在他看来，中国的法律仅仅是官员们一时的兴致所在，通常都腐败堕落，对于一个美国公民来说，无论他是传教士、商人，还是工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朝廷制度下能够安然无恙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序
前言

第一章
家乡
出生──坎伯兰谷地──家庭出身──弟弟、妹妹、父母、外祖父──迁至“隐居处”──农场生活──在家里──青少年时代的故事

第二章
长大成人
家乡的滋养──家庭的影响──结识一位乡村小学校长──在亨特斯敦学院──在镇区小学任教──在邓拉普河学院──公开发表入教誓言──在杰弗逊学院──我对狄考文的回忆──杰弗逊学院的教师们──1857年的毕业班──一封纪念毕业50周年的来信

第三章
选定终生事业
母亲与国外传教事业──比弗学院──决定做一名牧师──西方神学院──教职员工──宗教奋兴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兴趣──获准传教──考虑将传教作为终生职业──做出决定──俄亥俄州特拉华镇──延迟出行──圣职授任──结婚──终于启程

第四章
开赴一线
确定前往中国山东省──海上航行──一路上的艰辛和考验──到达上海──乘船前往芝罘──船只触礁──在海滩上迷路──获救并到达芝罘──坐搧子到达登州

第五章
新家
狄考文夫妇的居所──当时的登州──在登州开始传教工作──观音堂──制作炉子和煤球机──独自住在观音堂里──观音堂的缺陷──建造新家──家庭生活

第六章
精神生活
并非一个梦想家──慈悲之心──获得重生──转意归主──有关宗教体验的记录──痛苦和解脱──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宗教生活的尽善尽美──忠诚于自己的信念

第七章
从事福音传播工作
学习汉语──障碍──开始说汉语──登州的小教堂──山东省──出行方式──几次出行经历──第一次乡下之行──中国的旅馆──一次为期四周的巡回传教──到潍县──对外国人的敌意──骚扰行为──与狄邦就烈一起进行巡回传教──中国的皈依者──到省会和泰安──减少巡回传教的次数──后来的几次旅行

第八章
登州蒙养学堂（文会馆）
蒙养学堂的创建──教育和传教──首批学生──资助的手段──不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学校的发展──一天中的课程安排──对学生的关爱──校规校纪──一次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位学生转意归主──首届毕业生──休假归来后受到的欢迎──进一步的发展──学校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第九章
负责美华书馆事务及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为期刊撰稿──英文书籍──上海美华书馆──担任美华书馆临时负责人──约翰?马蒂尔──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早期完成的中文书籍──学校用教科书──《北平官话字典》──《官话课本》──对出版物严谨的态度──金钱上的回报

第十章
对当地基督徒的关爱
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登州的教会──教规──登州蒙养学堂的男童转意归主──在登州担任临时代理牧师──被推选为牧师──作为一名传经布道者──荒野中一群离散的绵羊──招远的苗先生──聚会──最后几次乡村之行──《传教方法》──长老会山东教区──在乡村召开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中国宣教大会──担任宣教大会会议主席──出席长老会大会

第十一章
山东大学堂
“山东大学堂”──学校的设施──物理和化学仪器──筹集仪器设备──从监督的职务上卸任──格致书院──校址和捐款资金问题──登州文会馆迁址到潍县──新一任监督──“广文大学”──狄考文本人搬迁到潍县──担任临时监督──辞去所有职务──学校的现状

第十二章
仪器设备及机械的制造和使用
在制造和使用仪器设备和机械方面所做出的成就──早期的天赋──自学成才──工作间──早期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对福音传播事业的帮助──参观者──帮助当地人自食其力──争取订货单──一道数学题──演示

第十三章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
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汉语──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商议《圣经》新译本的问题──制定计划──遴选《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译者──译者们开始工作──遇到的困难──翻译风格──《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圣经?新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的修订工作完成──总结经验与教训──1907年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圣经?旧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的译者

第十四章
生活轶事
考验──亲人的逝去──“起义”组织──天津教案──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饥荒──争论──在登州文会馆使用英语教学的问题──感到欣喜和满足──声望和荣誉──旅行──休假──再婚──西伯利亚之旅──重返早年生活之地

第十五章
面对新的中国
解冻──过去的期望──新的中国的缔造者──传教士的影响──目前的预示──面临的危险──应尽的职责──基督教的未来

第十六章
荣归上主
最后的那个夏天──病情加重──被转送到青岛──弥留之际──祈祷──在青岛举行的告别仪式──在芝罘举行的葬礼──郭显德博士、赫士博士、富善博士、鲍康宁先生、狄文爱德以及鲁西布道会、英国浸礼会、美国长老会差会部、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执行秘书布朗和本传记作者所写的悼念文字──“卫真先生”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