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书法史话
先秦大篆的珍贵遗产
关于我国文字的产生，从古以来就有所谓“仓颉造字”的说法。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据载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头上生有四个灵光炯炯的眼睛，当他接受黄帝命令创制文字以后，因为从此泄了天地造化的秘密，竟然使得“天为雨（落下）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起来。
神话传说毕竟是神话传说，与这差不多同时，虽然还有神农见嘉禾八穗而创制穗书，黄帝看到景云而创制云书，少昊作鸾凤书，帝尧作龟书，以及后来衡山岣嵝峰留有夏禹所刻的《神禹碑》遗迹78字等等书事，但都好似“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似的不可信。
还是实物能够说明问题。我们祖先留给我们足以形成气候并作大规模使用的最早文字，无疑要算出现在三四千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了。在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天下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标准文字以前，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珍贵文字遗产，甲骨文和稍后的钟鼎文、石鼓文一样，都属于古老原始的大篆体系。
顾名思义，所谓“甲骨文”，就是书写或契刻在乌龟的腹甲、背甲，以及牛或鹿的肩胛骨上面的文字。这种文字，据《甲骨文编》统计下来，大约有4500字之多，可我们现在能够识别出来的，却只有1700个字左右。可喜的是，其文字的结构，不仅已由独体趋向合体，并且还出现了较多的形声字，可见已经是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甲骨文所载内容看，其中除了少数记事外，绝大多数都是求神问卜的吉凶记录。原来殷商之时，盛行着一种钻凿甲骨，用火烧灼，然后观看裂纹形状以定吉凶的占卜术。这样一来，作为占卜后写在“卜兆”边上的文字记录，甲骨文便又有了“贞卜文字”或“卜辞”的别称。
由于无论龟甲还是牛、鹿的肩胛骨，它们的质地都是硬性的，所以主要以契刻为主的甲骨文在刻写时，就非得一笔一笔地稍稍用劲，并在文字线条的转弯交接处转动甲骨的位置不可。甲骨和青铜刻刀的硬碰硬、加上刻写时甲骨位置的转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古老诡奇的甲骨文加上了一抹瘦劲方折的奇异色彩，使人为之大开眼界。
根据甲骨专家董作宾的研究，殷代后期三百年间的甲骨文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书风雄伟，第二时期书风谨饬，第三时期书风颓靡，第四时期书风劲峭，第五时期书风严整。
后来殷商灭亡，周朝继起，虽然甲骨文还延绵了一个时期，可是作为周王朝书法蔚为大观的时代特色，却不得不让位给钟鼎文了。
在名称上，钟鼎文又称“金文”，这是一种镌制在金属铸器——青铜器上的文字。我国古代铜器种类虽多，但一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主，乐器以钟为多，由于有着这个缘故，因此“钟鼎文”的名称，也就自然包括一切铜器铭文了。
出土实物告诉我们，早在殷商的青铜器上，就已有了钟鼎文的出现。但是，那时的铭文大多较短，而以氏族的字如“祖甲”“父乙”之类为主，直到商代晚期方才有了较长的铭文。
西周以来，钟鼎文的书体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发展，已经日趋成熟了。作为时代书风的标志，《周墙盘》以它静如处子的特色，给人以一种幽娴恬淑的印象；而《毛公鼎》则不这样，它体态优美，曲线流畅，好比春阳下招展着的艳丽花枝，直撩拨得人们不得不拜倒在它的石榴裙下；若说《散氏盘》，则又乱头粗服，脂粉不施，有一种自然娇媚的犷悍野趣，也是十分逗人爱怜的；《虢季子白盘》则疏朗潇洒，打扮得渐趋整洁，有如大家闺秀，虽神情清远，而举止则不得不作适当的收敛。此后直至春秋战国时期，钟鼎文的书风经过山重水复的跋涉后，却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另一境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秦国的《秦公簋》，笔致劲细，而结构比起《虢季子白盘》来，似乎显得更为规整典范，这就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埋下了伏笔。
从文字的形式看，钟鼎文比甲骨文线条更为丰满并且转折趋于流畅。原因是钟鼎文多由制坯浇铸而成，这就给文字的刻铸，带来了较多的回旋余地，因为软性的泥范毕竟要比硬性的甲骨好处理多了。加之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的眼光，也自然是与日俱进了。
在大篆书的发展史上，举世闻名的石鼓文可说是标志着完成历史使命的最后阶段了。这是一组刻铸在十枚鼓形石坯上的石刻文字，每鼓各刻四言诗一首，现在一个鼓上的文字已经全部漫灭。那书体的形态，较之钟鼎更为整饬而富有庙堂气息，从而为秦王朝小篆书的诞生，奠定了最后的基础。关于《石鼓文》的降生时代，唐朝人多认为是周宣王时，所以唐朝诗人韦应物《石鼓歌》有“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韩愈《石鼓歌》有“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干戈”的吟咏。而宋以后学者则普遍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现在我们虽然一时尚难为《石鼓文》的“出生年月”填上一个确切的年份，可根据近来学者的考证，认为是秦代刻石则肯定无疑。
从书法艺术看，《石鼓文》的线条好比蛰龙起伏，蜿蜒曲折，很有生气，而其体态神气，则又在大篆书的发展历程上，显然已一变钟鼎文的姑娘气为圆墩墩、举止成熟的少妇气了。
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石鼓文，这就是秦王朝统一文字前我国书法艺术在大篆书阶段的早期生命历程。古老、镌刻、微微带点儿诡奇神秘，大篆书的总体艺术特色不正是这样吗？
秦和秦以前的墨迹
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先秦时期先后出现的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等大篆书，除了极少数几片甲骨留下书写残迹外，几乎清一色地属于镌刻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然而，在这股主流之外，书法的春风又暗暗地把秦和秦以前书坛的另一角，给吹拂得碧绿碧绿。现有的出土实物如春秋晚期侯马盟书、温县东周盟书、战国楚缯书、战国青川木简，以及睡虎地秦墓竹木简及秦帛书等等，就是被春风吹绿了的几瓣绿叶。
侯马盟书是1965年年底在山西省侯马出土的一大批用朱或墨书写的玉石文字，总数约有5000多件，其中可以识别出来的有656件。那书写的玉和石片，既有圆形的，又有方形的，也有圭形的，形制很不规则。由于玉石文字所写的内容，除了少数为诅咒和卜筮以外，绝大部分都是盟誓，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侯马盟书”。从文字形态的诡奇多变看，侯马盟书的血缘属于殷周钟鼎文一脉，其中如“嘉”“教”等字，有的写法竞有好几十种之多，可见秦王朝统一以前“文字异形”的奇趣。然而，侯马盟书和钟鼎文不同的是，钟鼎文是镌铸在钟鼎等礼器和乐器上的正统文字，而侯马盟书则是用毛笔蘸朱蘸墨直接写在玉石上的籀文（大篆）行书。她们一个文而典雅，一个野而奇恣，一个整饬严谨，一个放逸散漫，而其中正是由于散漫者的“载欣载奔”，从而为以后解散篆书，由篆入隶创造了先决条件。此外，温县东周盟书和楚缯书的书体性质大致与侯马盟书相同，只不过楚缯书来得笔致更清瘦罢了。
从书法与文字发展史角度看，战国青川木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其意义较之侯马盟书等来，无疑要大得多了。这是因为，它们的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隶书的生命芽孢从战国到秦始皇时期，已经破土而出地降生到世上来了，而其中尤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最有代表性。
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是1975年出土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的一千多枚主要有关于法律内容的竹简。然而，那简上文字的书写，却使书法研究者们好似发现了新大陆般的大开眼界，因为这毕竟是一份有关我国早期隶书存在形式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在书体结构上，秦简隶书虽然还留有那么些从篆书脱胎出来的痕迹，但从整体上说，它却到底已经大为简化而别具自己的面貌了。再从笔画的势态来说，隶书用笔的横势和收笔的波捺形态，也已初具规模。可是，到底因为是隶书的初级阶段，因此那孩童似的稚拙，缺乏老练，就成了秦简隶书的另一特色了。
李斯和小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秦始皇为了便于统治，巩固政权，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销毁天下兵器并铸成“钟鐻”和“金（金属）人十二”，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辆通道，统一文字等，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施政措施。
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由政治而波及文化，于是，前所未有的、以秦王朝原有文字为基础，并在统一六国异文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小篆书就这样地诞生了。
所谓小篆，原是和大篆相对而说的。从文字发展线索看，小篆书和秦公簋、石鼓文的血缘最近，说它们是一脉相承，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只不过小篆书比起两者来，显得规范而又简化，并且字形笔画也更来得秀美，来得匀整，来得颀长了。也正因为这种小篆书的文字产生在秦朝，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秦篆”。
文字的统一工作是要人来做的，如果论功行赏，这头奖就非得归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得力助手——丞相李斯不可了。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小时候做过荀卿的学生，后来跑到秦国做客卿，由于政治见识不凡，建议秦王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深得秦王赢政的信任，秦王朝统一天下后，他升上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地位。然而可悲的是，秦始皇驾崩以后，在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被赵高所害。
在书法上，李斯原先精通大篆，有着较厚的功底，所以当文字改革的小篆出笼后，便一炮打响，独占鳌头了。梁代袁昂《古今书评》说他书法“世为冠盖，不易施平（评）”，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也说他“小篆之精，古今妙绝”，可见影响之大。而唐代另一书评家张怀璀则说他在秦始皇“始并六国”后所创制的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就更别具只眼地道出了李斯小篆书对于后世书法文字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关于李斯书迹，主要有秦始皇东巡时留下的《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邪台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六处刻石，此外还有“铜人铭”和部分诏版等。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明代安国旧藏《泰山刻石》北宋拓本165字等少数几种了。至于《琅邪》《峄山》等刻，有的字迹太模糊，有的全为后人摹刻，因此要想从这里探知李斯书法的庐山真面目，就只有在云遮雾障中作隐约的想象了。
诡奇的是，据说李斯在世之时，曾经说了句“吾死后九百四十二年间，当有一人替（替代）吾迹（书迹）焉”，后来到了唐代的李阳冰，由于继承李斯传统，写得一手极好的小篆书，于是人们便就认为果真应验了李斯的这句预言。想来，这大概总离不开文人们为了哗众取宠而故弄的玄虚吧？
隶书的崛起
很久很久以前，在秦王朝的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监狱里，关着个神经质的犯人，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监狱的地上、墙上，以及自己的身上比划着。就这样，经过了十个寒暑如痴如醉的深思比划，那神经质犯人竞把秦王朝官方文字小篆书的线条化圆为方，结构削繁就简地变革成了“隶书三千字”。后来他把这隶书三千字上奏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认为这种隶书字体较之小篆简便而有利于实用，于是便起用他为御史。原来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下邦（音gui，治所在今陕西省）人程邈。由于秦代奏事繁多，篆字难写，因此不久以后，“程邈所作”的隶书一下就流行开来了。又因为地位低微的“隶人”（职位低微的吏役）多喜欢用这种简便的新字体，所以日子一久，“隶书”的名称就在无形中被叫上了口。
其实，一种书体的形成，决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想来程邈的功绩，无非是把便于书写而早已流行于民间的隶书加以整理、改进罢了。
到了西汉，隶书的字体发展已渐趋成熟，那字体的势态也渐渐地由篆书的纵势向横势转化，开始趋向于偏平的一路。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居延简牍，以及鲁灵光殿遗址刻石等，就较为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隶书的大致风貌。然而，隶书的真正成熟和鼎盛时期，却还是东汉的事。那时涌现出来的大量蚕头燕尾、笔致优美的碑刻如《杨淮表记》《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郑固碑》《孔宙碑》《封龙山碑》《华山庙碑》《鲜于璜碑》《史晨碑》《夏承碑》《西狭颂》《郙阁颂》《鲁峻碑颂》《娄寿碑》《熹平石经》《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等，正好比雨后春笋一般，使人目不暇接，蔚为大观。
以上各碑中，矗立在山东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和《史晨碑》，一向有“孔庙三碑”的说法。对于这三块碑的书法艺术，清代王澍曾下过这样的评语：“《孔和》（即《乙瑛碑》）遒古，《韩束力》（即《礼器碑》）清超，《史晨》肃括。”并认为这三块碑刻足以“冠概”（压倒、概括）所有的汉隶书法。
其实，“孔庙三碑”的书法虽然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汉代隶书的创作水平，然而，其他各碑如康有为所称《石门颂》的“劲挺有姿”，《杨淮表记》的“润泽如玉”，《郑固碑》的“端整古秀”，《孔宙碑》《曹全碑》的“风神逸宕”，《鲁峻碑颂》的“浑厚中极其飘逸”等等，也都各有长处。有趣的是，康有为还分别根据隶书风格的带有篆书意味、规整的纯隶书意味，以及略有潦草意味等不同情况，把这些汉碑分为“篆、楷、行”三体，其中《郙阁颂》等碑为“隶中之篆”，《张迁》等碑为“隶中之楷”，《石门颂》等碑为“隶中之草”。看来，这种别具匠心的分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碑刻之外，汉简隶书墨迹的花圃，也不得不让我们涉足一游。在这个花圃里，我们看到的是《武威仪礼简》的朴实随意，翩翩超逸；《武威王杖诏令书》的方硬挺劲，垂笔恣纵；《武威医方简牍》的逸笔草草，别有奇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隶书的两个大类，汉代的碑刻隶书和墨迹隶书都各有千秋：碑刻隶书因为所用场合多较庄重，故而端凝典雅，具有较多钟鼓肃穆的庙堂气息；墨迹隶书则所用场合多为记事或民间交往，故而逸笔草草，饶有一种随手而成的自在意趣。当然，这种比较也只是从大体上说的，世界上哪有绝对的事？
从上所述，在简便实用、人们乐于接受使用的大前提下，作为两汉书法主流隶书的崛起，早把秦以来显得相对而繁的小篆书的坛坛罐罐，给挤进了不起眼的角落。可不是？汉篆中除了《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以及少数几种碑额篆书尚能以意态取胜、饶有意趣外，不早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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