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生生之谓易——《周易》与中国设计精神
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设计”学科分类，有关“制器”的观念也仅仅局限在《考工记》、《天工开物》、《园冶》、《长物志》、《闲情偶记》等狭义的“工艺文献”之中。然而，对于现代设计有可能形成启发的思想，还存在于广袤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背景中，我们的探讨也将从对中国历史上“轴心时代”经典文献的解读开始。
尽管古代学术体系不像今天学科分工这样明细，但治经学和治诸子学的方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一般地说，治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应首重文字训诂，而治子学则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尽管消朝乾嘉时期以来，正统的考据学家（大概除了戴震以外）几乎大多认为治子亦应“首重考据”而对于义理之学有所排斥（如高邮王氏父子的“义理自现”说），但其实晚清一代学人也并没有少把“我国之子学”与“泰西之哲学”相提并论。不过通过贬低“义理”标榜“考据”的功夫，其实也是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至少它在解释《周易》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严格地使用治群经的小学方法来研究《周易》，那么所得的就可能仅仅是《周易》之九牛一毛，更无法与当代设计实践相关联。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周易》这部经书的不平凡之处，其内涵之丰富，以古往今来汗牛充栋的研究著述相比，还是令人惊叹不已。
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大过’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个卦名，引者注）也。”（《论语》7.17）而中国的医学、建筑、武术、剑道、饮食、堪舆、棋艺等独特的学问，也无不与《周易》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专业阅读的范围内，也已经看到很多建筑与易学的研究成果。然而，以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设计而论，深入地探讨《周易》与中同设计关系的专著，迄今还并不多见。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无不借助于前人的成果，但笔者也并不想放弃这发凡起例的尝试工作，哪怕只是为今后设计学界提供若干可供重复操作的“范式”。
在进入正文之前，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周易》这部书以及我们探讨它与设计关系的几个角度。本讲之称《周易》，包括《易经》和被称作“十翼”的十部《易传》两部分。所引用《易经》的部分，均注“《周易·卦名》”；所引《易传》部分，则注为“《周易·传名》”。如“《周易·归妹》”、“《周易·系辞上》”，而不再分别注明“易经”或“易传”。我们在研究《易经》的时候注重于两部分的内容：一是作为抽象符号的卦象本身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对于设计思维的影响，二是作为“言”的卦爻辞中可能对设计产生影响的有美学意味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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