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西北史地著作,在继承和发扬前期经世致用治史旨趣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史料的收集趋于域外。随着当时海禁大开,中外使节来往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时人的心态和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西方文献资料的传人,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始关注中原以外的四大汗国的历史,注意吸收和运用域外特别是西方有关资料。于是融会中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学术风尚。如沈曾植在致罗振玉函中,便明确提倡在西北史地研究中“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③文廷式也认为:“他日中国文士能通西国语言,其考据必有出人意表者。”④更有诸多的学者如丁谦、洪钧和屠寄等将其付诸实践。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
洪钧于光绪十三年(1887)奉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期间悉心搜访各种中国学者未见过的蒙古史地资料和图籍,并组织使馆译员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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