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上拿到冠军，中国人的乒乓球技术特点第一次被世界认同。这个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我国决定1961年在北京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大跃进”之后，由于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遭到自然的惩罚，天灾人祸加在一起，中国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第26届世乒赛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准备和进行的：一方面，我国人民需要有一种新的动力来鼓舞士气，把建设的热情重新调动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又得在物质困难的条件下按照国际的标准和要求把世乒赛办好。
这样，国家体委就分兵两路，以荣高棠同志、李梦华同志为首的运动员军团集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抓紧全面训练，另一路以黄中同志和张联华同志为首的班子负责协助北京市新建工人体育馆和锦标赛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我当时被分配负责协调接待外宾的新侨饭店以及其他的整体安排工作。现在办这样一个世界锦标赛起码得有一个组织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一串，部门工0多个。而那时，实际上没有组织委员会，完全依靠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职能部门办事。我们负责迎送、交通、住宿、伙食、训练，礼宾这边有一个副司长挂帅，一个副处长牵头，下边有四个工作人员干活，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位是从海军司令部借来的军官。负责开幕式演出安排的就两个人，王涛大姐牵头，带上一个跑腿的。我们总共接待了10位国际乒乓球联合会领导人和33个国家与地区的333名运动员、官员。之所以这么精简，一是没钱，二是没人，三是没有必要。我举几个节约办开幕式演出的例子，开幕式由中央乐团和中央合唱团演出，这两个团体演出的服装没有另做，给全体演员做一件统一的白衬衫，因为没有钱，最后决定给每位演员不论男女每人做一个假领子，套上外衣当新衬衫。工作人员吃饭每顿交4毛伙食费和4两粗粮票。当时，首都汽车公司把刚进口的斯柯达大轿车作为比赛班车，国际乒联领导乘坐从一些单位借来的新伏尔加。那时北京汽车制造厂全厂职工敢想敢干，手工自制了一台北京牌轿车。我说，这车不保险，别给外宾坐，这台献礼车就让中国乒协主席坐吧。结果第一天去首都机场下车开门时外边拉的劲儿大了点儿，一扇后门掉下来了。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把这届世乒赛办得十分成功，党中央非常满意。
再说这届比赛。从技术上分析，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和匈牙利。日本发明了弧旋球，我们的直板选手难以适应，匈牙利的西多（男）、高基安（女）的稳削、守中反击也很厉害。为了对付世界上各种球路，我们不少运动员放弃了当主力的机会，全力去模仿各个主要对手的打法，让我国的主力运动员在练习中适应对方。陪练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集中全国优势力量，为某一个特定比赛任务服务的大兵团备战的“举国体制”，也可以说从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正式成型。备战世乒赛当时成了国家体委压倒一切的大事，体委领导与备战的教练员、运动员吃住在一起，整个后勤保障都为运动员服务。
经国务院同意，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服务的翻译人员从北京的国家机关中调集支援。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等主要涉外单位的头牌翻译全在国务院调令之内，一个红头文件下来，这些高级翻译纷纷到我这里报到，我成了管翻译的“司令”了。
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26届世乒赛的准备工作和运动员备战状况的汇报，还亲自审查锦标赛开幕的仪式安排和文艺演出的节目。
北京工人体育馆是比赛的唯一场馆，它是专门为这届世乒赛设计和建造的。为此，国家和北京市作了大量投入，组织了全市最优秀的设计和施工力量，领导都是亲临现场指挥。
我们那时候不分昼夜地工作。白天按分工去干自己的活，完成任务；晚上召开“神仙会”，研究锦标赛准备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如何解决，并充分预见锦标赛期间方方面面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预案。因为我们有热情，没经验，能做到的就是把热情转化为负责的精神，从人人负责中形成将来的成功经验。
周总理几乎每曉都来看比赛
决赛和闭幕那天是26届世乒赛的高潮，工人体育馆内人山人海，全国有收音机的人无不锁定在实况转播频道上。除了毛主席外，几乎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全都去看了。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中日两国政治关系不很融洽，两国的体育交流也处于停滞状态。日本乒乓球界对中国乒乓球界也非常警惕，因为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锦标赛上互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三位主要领导人——主席、秘书长和司库都是英国人，他们对新中国还缺乏了解，与我们的关系很一般。
日本乒乓球代表团由总教练长谷川喜代太郎率领，这是一位瘦削寡言的老者，目光锐利而带有些敌意。他们是从香港入境到广州，再换飞机来北京。在那个时候只能这么个走法，要整整一天的行程。飞机由广州还不能直飞北京，中途还得停长沙或武汉加油。代表团抵达时，我们的领导和运动员都去机场欢迎、献花。就这样，长谷川团长好像还是很冷淡。到了下榻的新侨饭店，给运动员分配好房间，这位总教练把每人房间的钥匙圈控制在自己手里，把运动员从外边反锁在房间里，不许出来。他们吃饭要按自己拟定的菜单请厨师做，主要以鱼、豆腐、青菜为主。他们的运动员训练时，绝对不许任何人看。中国乒乓球协会想宴请一下他们，团长也以运动员要休息为由婉谢，关系看上去很紧张。匈牙利代表团虽然也是主要对手，他们却显得很轻松，而且对中国很好奇，到了北京后就想上街去看看．也许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吧，戒备感不强。他们特别欣赏新侨饭店西餐厅的西餐，因为厨师会做两道匈牙利小肠菜。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蒙塔古是英国共产党人，因此，我们配的翻译是中联部的高翻劳远回。蒙塔古先生喜欢研究中国的大熊猫，喜欢吃中国的臭豆腐。秘书长埃文斯先生和司库文特先生都比较正统，很具绅士风度。一到北京，我们就捅了一个娄子，先是把他们的夫人送进了套间，然后翻译把他们的房号弄颠倒了，他们一进房间发现各自的夫人不对，大叫起来。我急忙上前一次又一次地道歉。
300多位客人几乎把新侨饭店都住满了。工楼中餐厅和6楼西餐厅两个餐厅，显得有些挤。外国人晚上喜欢泡酒吧，那时新侨饭店没有酒吧，我们赶忙临时安排了一个。
比赛开赛前，客人们的要求很多，五花八门。有要学太极拳的，我们马上请拳师；有要去参观游览的，我们马上安排车和导游；还有要看老太太小脚的，这哪里去找？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要钻到动物园的熊猫笼子里去研究如何区分熊猫的雌雄性别。这是国家的机密，不可说，但又不能不让他去看。一天上午，我陪着蒙塔古去动物园与当时的崔园长一起钻到大熊猫的笼子里“交流经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大熊猫亲密接触。劳远回女士不敢进，站在外边翻译。中国乒协主席陈先宴请蒙塔古主席时，他偏要吃臭豆腐。这新侨饭店里哪能有，我赶紧坐车去外边买。买回来了又不敢给他吃，只好先由卫生局监督员化验。
赛事一开始，北京工人体育馆内每场都座无虚席，要票的电话不断，这是好事。那时候北京电视机很少，全靠播音员张之一张嘴说，大家收音机听。最后张之都累病了，吃药打针，强撑着身体以满足广大听众的要求。张之这张神嘴，把比赛盛况说得活灵活现，听他解说是一种享受。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