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9年9月24日出生，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喜悦，却也增添了负担和烦恼。父母在小镇上做小本生意勉强维持全家生计。母亲吴招英13岁嫁到高家，17岁生育第1个孩子，轮到我出生时，母亲已30岁，我排第9，前面8个孩子都因病夭折了，我成了老大。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姐姐经常抱着我，她叫菜仔，大我四五岁，她八九岁时，又因患脑膜炎走了。可怜的母亲为子女哭干了眼泪，母亲将我视为珍宝。小时候，母亲为我算过多次“八字”，拜过许多菩萨，还在我的左耳戴上金耳环，生怕丢失。记得一次测字先生拿着我抽的签说：“懵懵懂懂，挑担水桶，掉了一桶，不知轻重。”说我走的是懵懂运。为了我，父母不知吵过多少次架，家庭原来的平静因我而打破。我3岁以后，母亲又先后生下两男一女，全家6口人。全靠父亲高铭树在合作商店每月20元工资。上世纪50年代。我和妹妹、大弟都在读书，沉重的负担使生活难以为继。好在母亲能说能干，当家理事一把好手，虽然没有文化，但通情达理，待人处事有见地，左邻右舍很佩服。
除了承揽全家的家务外，还学会补伞、补水鞋、养猪、种菜，帮人带小孩每月可挣5元、帮人洗衣服每月1元，通过她的勤俭持家，全家平安度过了上世纪60年代的大灾荒。母亲不仅操持全家，而且凭她的智慧，巧妙地避开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风险和灾难。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弟九发刚满8岁（小学二年级还未读完），去学篾匠，管吃每月还有八九元的收入，这样也减轻了全家的负担。每当我看到他幼小的身躯在师傅面前拉着篾片艰难地行走时，心里十分难受。那时我正在读初中，母亲为了让我升学，将这么小的弟弟送去挣钱，也是生活所迫。有一次。弟弟挨了师傅的打，而且打病了，我气愤地跑到店里找师傅评理，但那有什么用呢？徒弟挨师傅的打骂，是家常便饭。家境的贫困，加上父亲的懦弱，我们在小镇上被人瞧不起，连名字都被别人取了难听的绰号，我的名字是“炎生”，小名叫“炎仔”，可是被外号“糕仔”（“糕仔”即食用的糕饼）取代了，直到入伍提干后，回到家乡乡亲们才恢复了叫我“炎仔”。时常被人讥笑加耻笑，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刻上了屈辱的烙印。俗话说：丈夫有钱妻子贵，父母有钱子女贵。寒苦家庭的子女就像野外的小草任凭风吹雨打，全凭顽强的生命力挺立着。
1956年，小弟弟出世了，此时家境更为艰难，父亲将每月20元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当家，自己一分不剩。母亲白天累了一整天，晚上又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实在太困了，就打个盹，醒来再做，不到12点以后不休息。凌晨4点左右，听鸡打鸣，又开始第二天的家务。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他的零花钱就靠自己每月的尿钱（一桶尿卖5角钱）。父亲买不起烟，就要我去茶馆、饭店等公共场所捡烟蒂。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昨晚工商联开了会，快去捡些烟蒂来。我只好赶快跑到那里，将捡到的烟蒂交给父亲，父亲如获至宝，将烟蒂纸撕开，把烟丝包好，然后弄一点装到水烟壶上，点上火，在烟嘴上吸起来。烟壶里发出一阵阵响声。看到父亲这副嗜烟如命的样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我这辈子也不抽烟。说到做到，到如今我也没有学会抽烟，朋友有时就是递熊猫牌香烟。我也谢绝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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