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兆辰，1940年生，福建福州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教授。著有《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合著），参编课题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科学》、《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发表学者访谈及论文百余篇。

    邹老师辛勤工作十余年的这份成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首先应该表示祝贺！早在20世纪末年，邹老师与江湄、邓京力两位年轻教师一起进行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课题的研究，他们不仅从书籍、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关于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思潮的梳理，并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时他们还走访了很多活跃于当时中国史坛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和中年学者，也包括二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在同史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的交流中思考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捕捉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新潮，预测新世纪史学发展的未来。他们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他们所合著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一书，《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于2001年出版，并获得了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它对于了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问：您在解放以后是跟着侯外庐先生搞思想史的，怎么后来转向历史哲学的研究了呢？
    何：不是“转向”，其实我一直对这个有兴趣。你知道那时候是这样的，大部分时间不务正业，确实是不务正业。我们挂的牌子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业是历史研究，这才算是正业。但事实上不干这个，今天拔麦子，明天大炼钢铁，一搞就是一年半年的。那时候我们的领导说：“有的青年很苦闷，说我的专业到底是什么？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像打杂一样？明确告诉你们，革命的需要就是你们的专业。”今天拔麦子是革命需要，明天大炼钢铁也是革命需要，但这么一弄，历史研究反而变成不是革命的需要了，那么挂那个牌子干什么？所以实际上那么多年都耽误了。
    我对历史哲学倒是有点兴趣，兴趣的来源是，我作学生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中国，全世界都动荡，就想从中寻找一点人类历史文化深层的东西，为什么有的文明发达了？有的文明衰落了？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其实关心也没有用，不过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觉得就应该关心这个），就对历史感兴趣了。后来解放以后，有一段时期我们搞历史研究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省事的理论模式摆在那里，你的任务就是去填充这个模式，你所有的工作就是充实这个模式，但是对理论本身你不用去考虑，因为那是现成的。不考虑理论本身，这个我想不太准确。理论和事件是互相结合的，不能说理论就永远不动，只凭你的实践去填充它就行了。那时候实际上不务正业，尽是大批判。“文革”以后，恢复到“双百”方针上，有了些学术研究的条件，气氛也比较宽松了，我那个时候也年纪大了，又回过头重新思考历史哲学的问题。
    问：您说的对人类命运的关心，这是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后来您特别有影响的工作是在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
    何：如果我们不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条路，而要先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不先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那么这个体系就是一个空架子。所以先要做批判的工作，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做知识论的工作，搞清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怎么能够认识它，再问认识到了什么。

序
我的人生与治学之路一访何兹全教授
试辟撷英园地，植出盈门桃李——访戚国淦教授
在哲学与史学之间——访何兆武研究员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访漆侠教授
辛亥革命与我的学术生涯——访胡绳武教授
持续五十年的上下求索——访谢承仁教授
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访田昌五教授
为推进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尽心竭力——访齐世荣教授
读书一生，治学一生——访宁可教授
在中外历史文化长河中徜徉——访刘家和教授
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地位——访龚书铎教授！
一位身兼要职的历史学家——访金冲及研究员
我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访林甘泉研究员
为有文章惊海外，犹搔华发著新篇——访马克垚教授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访李学勤教授
以外庐师的治学精神研撰中国思想史——访步近智研究员
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访张静如教授
史学要继承，也要超越——访张磊研究员
了解当代西方史学趋势，坚持走自己的路——访陈启能研究员
一为继承与阐扬恩师的史学遗产而尽心竭力——访王敦书教授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