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达到高度（典型）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传人中国，吴泽认为这必将丰富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不过同时，吴泽也产生一个担心，会不会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吴泽意识到，一些外国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书籍及理论的出版，使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理解不是日趋接近，而是出现了越争论分歧越大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吴泽并没有对不同的观点做即刻的正面批判。他只是抱着虚心省思的态度，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力图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内在意蕴和精神实质。②他继续循着“研究土地所有制”的思路，为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揭示的土地所有制、工具所有制、行会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取代封建土地所有制诸问题作专题式的研究。
从1983年开始，吴泽陆续发表了《马克思论古代土地所有制诸形式》、《马克思论封建工具所有制与行会制度》和《马克思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解体与资本所有制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古代东方研究》等专题论文。1993年，吴泽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出版。该书是吴泽数十年来从事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心血结晶，是新时期拓展马克思主义东方学领域的集成之作。
围绕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世界与中国发生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争论的撞击点很多，归纳起来，诚如吴泽先生所说：第一，世界上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二，假如中国走过“亚细亚”道路，马克思有关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结论是否还适合中国？第三，未来中国是否还将沿着“亚细亚”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些问题体现了吴泽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特色，许多问题已经解决。然而，他们的研究依然引发人们作如下思考：
我们要继续确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的、东方式的生产方式，继续强调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探讨的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问题的讨论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意义。探讨亚洲走过的文明历程与西方有何区别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然东方走过自己的道路，未来东方的道路因是历史的继续，也必然体现东方特色。事实上，东亚地区已经创造出亚洲式的现代化道路。对当代中国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将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以莫大的理论支持。另外，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亚洲光明的前景，将希望寄托在亚洲，也常将“亚细亚”与“落后的东方社会”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显然，亚洲近代的“落后”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就本质意义上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当一个社会还处在前近代社会即农业文明的时候，这个文明特征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埃及、印度等古老文明国家辉煌的过去，曾得益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然而，一旦近代的帷幕拉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经济方式以及连带被这种经济方式演绎出来的精神方式便大大落后于时代，出现“春日冬衣”的尴尬。由此，文明转型与文化更新就成为东方，也包括中国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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