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上述认识在几十年前就发生了转变，但是这并不能杜绝后来者重蹈覆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没有走出传统发展观的局限，将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各级政府在工作中将发展经济作为全部目标，这种思维方式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接踵而至。历史上，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当初遇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况在我们的实践中重新上演。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时地终结了片面发展观，从而避免了其可能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危害，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
要理解社会发展研究中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更早地走进现代化的行列，因而西方的发展道路是否就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之路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概括地说，在社会发展理论中，以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内容，但其实质探讨的都是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模式问题。
现代化理论是在对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行概括的基础上，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而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引进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依附理论则主要是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来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发达的原因。它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在批判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上的内因决定论的同时，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即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世界体系理论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注重单个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像依附理论那样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而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探讨其总体的发展规律。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试图在理论层面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试图给出一个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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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李友梅
社会质量取向看来似乎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有价值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开展比较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质量的科学研究，同时可以促进两个地区有关福利安排的政策对话。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主席 艾伦·沃克
社会质量理论要求社会政策不应该作为经济政策的附属品，对亚洲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一点的意义尤为重要。
——浙江大学教授、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联合会主席 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