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京津地区，东北三省尤其是奉天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广大士绅直接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立宪救国的愿望更加激烈。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其基本特点是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要求立宪与救亡紧密结合。东北人民既饱受列强压榨掠夺之苦，又目睹列强的侵略野心，心怀亡国之忧。因此他们更激切地希望改革国家政治，实行立宪，振兴国家，挽救民族危亡。所以各界爱国人士都积极投身于国会请愿运动。
1909年11月，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咨议局成立，奉天议员53人，议长为吴景濂，副议长为耿百斛、袁金凯；吉林省议员30人，议长为庆康，副议长为庆山、赵学臣；黑龙江省议员30人，议长为王鸣鹤，副议长为战殿臣、李品堂。相对于内地，东三省立宪派虽然形成较晚，但是由于立宪救国的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在推动立宪、参与新政、培育人才等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早在1908年7月，东北立宪派响应内地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的号召，为制造迅速召开国会、进行立宪的舆论，在《盛京时报》发表《东三省人民宜联合上书请愿速开国会公启》，强调指出：“列强引矢的吾中国，其亡之机，近在眉睫，而大势之所趋，乃谋改造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立宪必开国会。”在以后的全国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东三省的立宪派都曾积极参与，其代表人物有吴景濂、刘兴甲等人。
奉天立宪派人士在积极参与全国请愿运动失败后，不仅没有停止要求立宪的活动，反而愈挫愈勇，他们对清廷“勿得再行渎请”的上谕表示极大愤慨，在《盛京时报》发表“社说”，要人们以极端的手段进行反抗。“社说”指出：“外患之逼迫则如彼，而上下情意之不相符则又如此，诚不知税驾之何所矣！”“彼以其凭借之崇隆而厄我，我亦不妨以极单纯之暗杀手段对付之，非为乱也，有逼之者也。”
立宪派认为立宪是救亡、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们对清廷拒绝立即召开国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在三次全国性请愿召开国会的运动失败以后，奉天咨议局立即邀集商农绅学自治各界开会集议国会期限办法。到会者数千人共同决定：议会各界公举代表，“赴京联合各省，为第四次之请愿”。
11月13日，学生代表30余人到咨议局讨论赴京请愿日期，在讨论有关事项时，许多学生情绪激动，辽阳学生金毓黻，抽刀断指，血书“至诚感人”；承德学生李法权，持刀割股，血书“请速开国会”，表现了广大学生急切希望迅速召开国会、挽救民族危亡的心情。经商定，奉天各界人士推吴景濂为首先到东三省总督衙门请愿。
吴景濂（1873—1944），字莲伯，号述磨，奉天海城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7年出任奉天师范学堂监督，后被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他积极参与奉天的立宪运动，是奉天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议长。
12月17日，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在吴景濂等人的率领下，从咨议局出发，高举“奉天全体人民请愿即开国会”的旗帜，吴景濂手捧请愿书走在队伍前面。请愿书陈述了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为挽救东北的危亡，请愿书深刻地指出：东北形势危急“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对东北地区存亡危机的忧虑跃然纸上，请愿书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上面签名者达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咨议局、教育、商务等各方面人士。
当吴景濂集聚各界人士准备赴总督衙门请愿时，《商务时报》编辑张进台，当场咬破左手食指，用鲜血书写了“请开国会”的请愿大旗，极大地提高了各界请愿人士的激情。
吴景濂率领各界代表到达总督衙门，得到总督锡良的接见，但锡良拒绝将请愿书代奏。吴景濂闻言大哭，许多代表跪地痛哭不起，吴景濂对锡良说：“与其将来死于他人之手，请即饬陆军将我们两万人打死倒痛快！”在场人皆痛哭失声，锡良没有办法，不得不表示“三日内准代奏，绝不咨送他处”。第二天，锡良即将请愿书上奏清廷，并在代奏折中陈述了奉天各界人士请愿的情形及原因。
请愿书和代奏折没有被清廷接受，锡良反而因此遭到朝廷的申斥。奉天的各界请愿人士闻知后非常愤怒。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直接上书朝廷。同时各界团体组成“请愿国会同志会”，派人到各地，周边各省宣传国会请愿活动，其中部分人到天津联系，取得天津学生及各界立宪派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共同推举代表到北京请愿，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第四次请愿高潮。
12月11日，董之威、刘焕文等赴京请愿代表，肩负着奉天等地立宪派国会请愿群众的重托，乘车赴京。12月21日他们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然后又分别拜谒了奕勖、那桐等权贵，要求拜见载沣，面呈上监国书。清廷不顾代表们的一再吁请，断然拒绝。24日，发布上谕称：
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今又有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辈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
当晚善耆带着军警至代表寓所，命令代表立即出京，代表不肯。第二天，军警强将董之威等人架于车上，押回奉天。至此，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国会请愿运动惨遭失败。
京津奉地区的立宪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改革，是全国立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宪运动兴起于1909年，其目的就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针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9年全国16个省的代表共51人齐聚上海，经多次磋商决定组成由33人组成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四人为干事，赴京请愿。经过连续三次请愿后，清廷当局终于同意提前三年召开国会，请愿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次请愿运动，京津奉地区均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清廷当局同意提前召开国会、立宪派发生分化的时刻，京津奉地区立宪派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不为所动，毅然发动第四次请愿运动，更是将其推向高潮，意义重大。
其次。这次立宪运动又是一场比较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京津地区地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奉天是当时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最为激烈、复杂的地区，因此对立宪救国要求相对比较强烈，发动的层面较为宽广，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丰富和提高了各层民众尤其是士绅和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国家民族意识，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在国会请愿运动前后，先进的国人利用报刊、图书等方式开展启蒙动员工作，宣传立宪及救国、强国学说，通过多种形式的启蒙宣传，立宪救国思想逐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如天津“一般劳力家”亲到请愿同志会签名的“日必数十起”；广立顺洋货庄年仅18岁的店员王金魁在致请愿同志会要求签名的信中写道：“现观我国政府之腐败，专制之酷烈，官场之舞弊，交涉之棘手，无一非速亡之现象。惟诸公组织请愿国会，诚为救亡要图。”天津义昌新洋广货店店员黄辑五等人的信写道：“不才等愤民权之不伸，惧国运之危厄，是以连袂而起，愿附诸大君子之末，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士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立宪派的思想启蒙宣传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再次，北方激烈的立宪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北方立宪运动激烈而持久，清政府对立宪活动的敷衍和镇压，使广大立宪派人士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不可救药，许多激进人士对用立宪改革政治失望，逐步转向了革命，而革命派人士也从中得到启示，更加坚定了革命救国的思想意识，立宪运动的失败促进了革命救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方立宪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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