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童年的记忆
第四章 童年的我
我才七、八岁的时候，用父母的话说，叫做三天两头病，这话虽说有点夸张，却说明我小时候病实在太多。因父母白天要下地干活，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要到大队医疗室去打针，我就自己拿着针水去找医生，医生和其他看病的大人看我那么小就敢自己去打针，就对着我说：“这个娃娃真乖。”其实是我病多了，对打针吃药已经习以为常了，屁股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晚上睡觉前要用热毛巾做热敷。
小学毕业后转入马金铺乡中学，学校离我家约有4公里路程，父亲断然决定让我早上跑步上学，中午放学走路回家吃完午饭才允许我骑自行车去上下午的课，当时我感觉父亲对我有些苛刻，甚至不近情理。因为身体弱，手上还提着一个约三公斤重的书包，一开始只能跑八、九十米、百把米就气喘得不行，其余路段还得走着去。途中也有同学让我坐在他们的自行车后面带我走，可我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我每天早上坚持加跑一小段，或走一段再跑一段，一个多月后，我居然能够一口气跑到学校了，每顿也能多吃一点饭了，身体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一开始我穿的是长衣长裤运动鞋，后来就改为穿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再后来就只穿一条短裤了，不分春夏秋冬都是这么穿着。我再也停不下来了，就连星期天都要跑到秧田冲或黄牛凹子山上去锻炼。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左右回到家。回家后就把一大一小两只水桶里剩下的水倒进瓦盆和脸盆里，提着两只空桶到离家约六十米的大井上，用小桶先打两桶水把大桶装满，再打一桶起来，左手提着小桶，右手提着大桶把两桶水提回家，然后擦把冷水澡。这种方式我坚持了好几年。
第四章 北门书屋
在老师的记忆里，最容易记住的是最好和最差的几个学生。我的班主任王苏昆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很不成器的学生，认为我还有点才气，他不甘心我从此放弃学习的机会，一直在关注我的去向。当他知道我到建筑队当了一名临时工时，感到很可惜，他想给我找一份可以边工作边学习的事情做。通过他的多方奔走和努力，终于为我在刚刚恢复不久的北门书屋谋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北门书屋是史称“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于1942年创办的，当时还有北门出版社，因位于昆明市北门街而得名。据后来曾任过公朴先生秘书的方仲伯老先生讲，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的创办和发展过程，曾得到过陈松茂等一些红色资本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给予资金上的直接支持。因为北门出版社印刷了大量的《共产党宣言》，放在书店柜台下面免费发给学生、进步青年和社会读者，后来被国民党发现后，就把北门出版社和北门书屋查封了。其遗址被列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作粮店，商店和餐馆。
1985年7月2日，为了缅怀先烈，弘扬北门精神，在高治国、陈立英等相关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北门书屋恢复重建。并在成都军区第二招待所（南疆宾馆）举行了隆重的恢复重建庆祝活动。梅肖青、袁晓岑、关山月等一批全国著名的书画名家纷纷寄来数十幅作品表示祝贺。
1985年9月3日，我正式进入北门书屋当了一名小伙计。北门书屋新址位于昆明市文林街（青云路）133号，距北门书屋旧址两公里左右，为两层旧式土墙木板楼房，一层书店面积约四十平方米，二层用于办公约二十平方米。除经理外，还有一名兼职会计。书店中有李翠英、张金福和我三名员工，他们是7月2日开业时就到岗上班的，比我先到2个月，我尊他们为师哥师姐。那时，除国有新华书店外，就没有别的书店了。我们卖的图书，基本上靠云南人民、教育、科技、美术、少儿、民族等几家出版社发行部和省市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关上新华书店供货，每周一和周三，由我和张金福两人骑上店里购买的三轮车和自行车到以上几个地方去选购图书，选好后即拉回书店来卖，与供货商的结算方式为赊销和现款现货两种。当时供货商给我们的利差只有15%，碰上畅销一点的好书只有12-13%，直到1988年前后，我们才开始与省外的少数几家出版社建立了直接购销关系，利差才逐步提高到20-25%。刚到北门时，一天的平均销售额仅三、四百元，少时两百多元，多时五、六百元。一个月下来也就八、九千至一万多元的销售。刚到的半年里，我的工资为四十至五十元之间。为了节省开支，我从家里带大米和咸菜到书店来自己做饭吃，平时只买点白菜、洋芋等便宜的蔬菜做成菜后与咸菜一起下饭吃，以填饱肚子为原则。洗漱用的牙膏、牙刷、肥皂等也是选择价格最低的购买。这样我每月就可以节约出十五元至二十元钱来交给我的父母，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上学……
第三卷 涉足图书行业
第一章 创业之初
回到家里，我跟父亲商量：“我想自己开个小书店，能不能贷点款？”父亲说：“你有多大把握？”我说：“卖了6年的书，对这个行业有些了解，我有把握做得好。”父亲说：“行嘛！我找村里信用社的主任问问。”过了10多天，父亲把一万元钱交到了我的手里，说：“这是用家里的房子作抵押才贷到的一万元钱，你要用心好好做。”我说：“放心吧！我会的。”拿着这一万元几乎用全家的所有财产作抵押贷到的钱，我心里深知其份量，时间是1991年4月。
回到昆明后，我又找到了曾在北门书屋和我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张树华。他原来是昆明纺织厂的职工，由于工厂面临倒闭而待岗在家，后来经人介绍到北门的，干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又离开了北门书屋，平日里我和他相处甚好。我对他说：“我已经离开北门书屋了，想自己开个小书店，现在资金还不够，能不能找你父母商量一下，借点钱给我。”他停了一会说：“好吧！我回去找他们商量商量。”过了两、三天，张树华带着三千元钱找到我说：“这是三千元钱，只有这么多了。”我说：“太感谢你们一家人了。这样吧！我写个借条给你，借款期一年行吗？”他说：“可以。”我说：“你现在不也没事做吗？你也到书店来一起干吧！”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么一点本钱，铺面既不能太大，位置也不能选择在市中心，否则连房租都不够交。结合这一实际，我首先想到了位于塘双路的昆明铁路第三中学。该校办学很有特色，教学质量在昆明数十所中学中排名靠前，新建了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图书馆，急需购买大量图书充实新馆。因此，我有幸与该校负责图书馆的吴华明馆长认识，就去找他说：“吴馆长，我看你们出校门口左边建盖了一排商铺，我想租一间开个小书店，想请你帮帮忙，可以吗？”吴馆长说：“好呀！盖的房子就是要出租的，一会我带你去找一下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吕敏主任，这事归他们管。”吴馆长带着我找到了多经办的吕敏主任，并把我的情况和需求向吕主任作了介绍。吕主任说：“好事情，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房子，看中哪一间就谈哪一间。”新建的一排门面一共有10多间，每间宽约4米，进深约8米，大约有30平方米左右。我选中了居中的一间房，经过讨价还价的磋商，谈定价格为每年6000元的租金，要求一年的租金一次付清，我反复盘算，13000元钱始终计划不开，就提出来能否半年一付，每次支付半年租金3000元，先付房租后使用房屋。吕主任说：“不行啊！所有租房的合同都是这么签的，我可以拿别人签的合同给你看，这是校领导的要求，你也不能例这个外呀！”我说：“现在我只有这么点钱，帮帮忙吧！”吕主任说：“要是半年后你交不出租金来怎么办？”我说：“不会的，我一定提前半个月交纳下半年的房租。如果交不出来，你可以把房子收回另外出租。”吕主任看我态度诚恳，旁边吴馆长也说：“刚开始，资金不足，跟校长说说，帮帮他吧！他在北门书屋时，我们合作很好，小伙子蛮不错的。”吕主任终于答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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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