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的核心是“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
“三统”说和“三世”说都是今文经学家的主张。所谓“三统”，是指“ 黑统（人统）”、“白统（地统）”和“赤统（天统）”。“三统”（也叫“三正 ”）说在汉代由董仲舒加以系统化，成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这个“统”受之于天，旧王朝违背了天命，便由另外一个“承应天命”的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的“统”便让位于新王朝的 “统”，朝代更替，就是这三统的循环往复。举例来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是黑、白、赤三统依次更替，可见“三统”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是，这种理论承认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有所损益，正是这种“变”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康有为这里，“三统”说反映的是进化论的历史观。
“三世”说也是由董仲舒理论化的。《春秋公羊传》有言：“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不记死亡日期）？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据以发挥，将春秋时代的史事，分为“所见”、“所闻”、 “所传闻”三等，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或者“微其辞”，或者“ 痛其祸”，或者“杀其恩”，是以时代的远近而异其笔法的。东汉何休又予以推阐，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 ”为“太平”，此即所谓“三世”。这三世一世比一世进步，说明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康有为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附会“三世”说，使“三世”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政治内容。他把“三世” 解释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认为“据乱世”是君主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而“太平世”则是民主共和时代，人类社会必须按照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即由君主专制而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的顺序向前发展，由此他得出结论：君主专制制度的中国必须实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康有为就是这样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变戏法般地向以封建学术面貌出现的外壳中，灌输进了充满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维新变法主张，论述了维新变法的必然性，使维新变法主张有了理论基础。范文澜曾说他是在“利用孔子进行政治斗争”。
《孔子改制考》一书，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荡，被称为“火山大喷火”。在以后的维新变法活动中，康有为继续牢牢抱住孔子改制说不放。但是，由于他塑造的孔子和历代统治者所崇奉的孔子截然不同，因而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嫉恨和抨击，孔子改制学说被指责为“离经叛道，惑世乱民”，康有为被视为“辩言乱政之人”，《孔子改制考》也被作为“悖书 ”，同《新学伪经考》一样遭到清政府的严禁。
在为维新变法构筑理论根据的同时，康有为也在构筑他的理想国，这就是酝酿于中法战争前后，而于1902年最后完成的《大同书》。该书初名《人类公理》。《大同书》共十部分，第一部分是“入世界观众苦”，列举了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所受的种种苦难，以此来说明这个世界一定要变。后九部分则具体描述了他所企盼的那个理想国的情景，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军队，也没有帝王将相，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来源很驳杂，既有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礼运》所描绘的那种“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也有佛教的慈悲思想，既有今文经学派的“三世”说，也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把这些学说糅合在一起，幻想出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表明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当然，他的大同世界只是一种美妙的幻想，所以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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