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是介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问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近年来，无论是法哲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研究，都对法律人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许多人对这门学科缺乏足够而确切的了解。作为l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法律人类学是传统法学和传统人类学在外延上的“扩张”和“互渗”。它主要是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来探讨人类早期的法律制度在不同文明个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法律的动态性研究等问题，后来又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法律制度、社会秩序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对于传统法学而言，法律人类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而且提供了一套别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思考进路和研究方法。本文仅就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学术发展和研究特点等进行简要阐述。

绪论<br>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1748）<br>萨维尼与《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1814）<br>斯宾塞与《进化的假说》（1852）<br>梅因与《古代法》（1861）<br>巴霍芬与《母权论》（1861）<br>摩尔根与《古代社会》（1877）<br>马克思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br>恩格斯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br>加罗法洛与《犯罪学》（1885）<br>弗洛伊德与《图腾与禁忌》（1913）<br>韦伯与《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1921）<br>穗积陈重与《法律进化论》（1927）<br>马林诺夫斯基与《原始社会的犯罪和习俗》（1926）<br>霍贝尔与《原始人的法》（1954）<br>瞿同祖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br>费孝通与《乡土中国》（1948）<br>布朗与《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1952）<br>利奇与《缅甸高原的政治体制》（1954）<br>恪拉克曼与《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1965）<br>穆尔与《准自治领域的社会控制》（1978）<br>弗里德曼与《法律制度》（1975）<br>胡克与《法律多元主义》（1975）<br>布莱克与《法律的运作行为》（1976）<br>昂格尔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1976）<br>塞尔兹尼克、诺内特与《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1978）<br>川岛武宜与《现代化与法》（1994）<br>恪尔兹与《地方性知识》（1983）<br>梅莉与《法律多元主义》（1988）<br>杜赞奇与《文化、权力与国家》（1988）<br>苏力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996）<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