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有土地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官”②，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义上的承续③。
贵族制度也是从这种“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的关系中产生的。“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力”。“名族在当时占有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既然成为君主，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换言之，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认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贵族）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或者是“贵族团体的佃农”，在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亦是贵族的天下④。
上述内藤氏通过“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近世论，是以“贵族制论”所揭示的中世论为前提的，内藤氏的中世论，则是以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把握为前提的。那么，内藤湖南又是根据何种理论来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呢？如所周知，那就是作为内藤史学的理论基础的“文化史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他正是根据中国文化的发展诸阶段及其特质，来确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及其特质，即进行历史分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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